鲁思·本尼迪克特和《菊与刀》

二战后期,美国政府为了制定对日政策,邀请了一批专家研究日本,鲁思·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格,其研究成果对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作用。随后作者将研究成果以＂菊与刀＂为书名出版。书中概括出了典型的日本国民性特征：＂等级制度观念＂、＂耻辱感文化＂。     

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日本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以华为友的政策，一种是以华为敌的政策。在以华为敌的政策主导下，日本先后发动了多次对华侵略战争，日本中国学研究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服务；炮制文化“方策”，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直接参与文化侵略，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日本侵华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深，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把日本引向战争歧途，使日本早期现代化取得的成果葬送在战争的烟火之中，这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教训。在这一时期，日本中国学沦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正是这一教训的缩影。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从“和平宪法”的制定看日本宪法意识的觉醒

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过程与明治宪法制定的过程有相同处,亦有不同之处.这其中涉及国民参与对宪法意识的影响.尽管两部宪法是不同历史背景和国民舆论下诞生的产物,但它们同样都是东西两种不同文化及不同社会利益交锋与妥协的产物,两部宪法的制定和参与过程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更体现了制度突破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及其局限性.     

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

伪满洲国是30年代日本在东北制造的一个政治傀儡,一场短暂的政治流.它事关中德日三方,利害密切,因此这一研究领域就颇受史学界重视. 何兰老师撰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一书则为中德关系史研究领域增添了一枝瑰丽奇葩.它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作者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史、德国史,特别是近五年来集中进行中德日远东大三角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文献语言学视角下灾害话语的回溯与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日本捐赠给中国物资上写印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文韵语引起了中华儿女的普遍共鸣。对长屋王的日本汉诗《绣袈裟衣缘》"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进行佛教文学文本话语回溯,对《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记载的鉴真东渡日本时携带的《大涅槃经》进行佛教文献语言学研究,进而提出,关注和研究中日文化传播交流史、巩固和拓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全面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广泛地重新挖掘承载中日文化内涵的历史文献材料。     

"博顿草案"大辩论与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

"博顿草案"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947年3月起草的一份对日和约草案.由于冷战的兴起和东亚形势的变化,该草案一经提出便充满争议.尽管博顿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由于其始终未能摆脱战时罗斯福政府扶持中国、压制日本的东亚构想,所以围绕对日媾和与东亚战略重心议题,美国国务院、军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辩论.在大辩论后期,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强势介入,他们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思维出发,重新审视东亚战略并主导了对日媾和问题,先后出台了PPS10号与PPS13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指导性文件,终结了对"博顿草案"的外交辩论.其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中国转向日本,在改造日本的同时,将日本变成保障美国的东亚安全、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基地.围绕"博顿草案"的大辩论不仅使得美国东亚战略制定的主导权从国务院远东司转向政策设计室,同时,也促使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发生转移.     

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1年11月25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会议论文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各子课题的研究论文,以及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战后初期日本“再军备”进程及其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也使本国国民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制定了和平宪法,宣示与军国主义诀别。但是,仅仅5年之后,日本又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重新开始"再军备"进程。战后初期日本"再军备"重新武装的进程与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密切相关,是美国占领政策转变的结果。美国出于称霸全球和反共的需要,对日本的纵容与扶持是战后日本"再军备"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未得到彻底清除的军国主义余毒,是日本战后"再军备"以至今日右翼势力猖獗的思想基础。     

简论梁启超新民的日译西学内涵

凭依日译西学,梁启超提出了铸造近代新型国民的方案.即"新民".新民方法之一的"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日译西学内涵主要体现在:独立自助与自由精神、民权思想、文明进化与公德意识.这些内涵主要取道于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的译著与思想,其目的在于以西方的国民精神来改造国人.提升国民道德水平,能与列强"相埒".     

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满洲问题"或"满蒙问题"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的议论对象,而且学术界、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宣传。在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在日本完全变成"正义"之举,侵华战争也变成了"圣战"。学界对近代日本"满蒙问题"的发展线索及"满蒙观"的形态与变化虽然有一些研究,但是中日双方就这一问题的相互论争,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通过研究和分析双方相互论争,可以看清中国学者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贯坚持和日本御用学者如何歪曲事实、变本加厉的变化过程,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复杂关系,加深对内藤湖南、尾崎行雄等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理解。     

日本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及其执行研究——基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的分析

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在许多国家都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日本近年来为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而实行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如在就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实施全面深入的政策调查,注重就业政策方案规划的理性化与政策创新以及推动就业促进政策的法律化等.在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执行方面,则强调明确的政策执行机构及其职责、完备的政策执行信息服务网络、规范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等.日本"国家主导型"的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的制定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中国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溥仪与伪"满洲国"的建立

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伪"满洲国"的建立就是这一基本方针的具体实施.满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伪"满洲国"建立的军事基础;溥仪听命于日本,成为日本的利用工具,是伪"满洲国"建立的政治基础.     

伪满洲国民法典若干问题研究

<满洲国民法典>是伪满洲国成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协助下制定并颁布的民法典,它由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穗积重远等审定,出台后曾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法典之一.这部法典确认了资本主义近代民法三原则,明确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并将之贯彻于分则各编,吸收了明治民法颁布实施以来日本民法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编纂过程细致有序,既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殖民满洲的企图,也隐含了一批日本法学者制定一部先进民法典孜孜以求的精神.该法典不应成为我国近代法律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商业信用风险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Jianmin Jia等学者对"我国信用风险管理现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相应研究中存在着"简单使用线性回归,未能消除变量间的相互影响"等局限。基于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并运用因子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商业信用风险管理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信用管理职能设置"、"客户资信评估"和"信用政策制定",我国企业应从"完善信用风险管理职能"、"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和"提高信用政策制定水平"三方面提高风险管理绩效。     

从先秦濮越文化信息解日本古代国名

日本古代国名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必然影响到中日两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进程。日本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其古代文化主要受到中国的影响,"扶桑"、"倭奴"、"狗奴"、"邪马台"、"大和"等日本古代国名均可以从中国先秦时期濮越文化的遗传信息中得到启示,从而破解这一历史悬案。     

塑造"国民":清末政府的努力及困境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民"三位一体的综合,三者构成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国民性问题是内在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如果借用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认识,可以说,正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装置,国民才得以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除了应具备健康的体魄外,更应该具备健全的精神.     

日本结盟偏好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变量。即物主义、"甘え"心理、集团主义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内容。即物主义重视现实、实用和实证,它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带有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同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计,而它恰好与日本现实的机会主义相吻合,与此同时重视经验、重视实证的传统使有着丰富国内派阀政治经验和长期对外结盟经验的日本进一步强化了结盟意识;"甘え"就是想依存他人,寻求一体感这样一种欲望和打算,它加剧了日本人的结盟偏好;集团主义使日本人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在对外政策中更容易选择结盟。     

南京事件70年后的日本与世界

2007年,正值南京事件70周年,世界各国纷纷策划以南京事件为题的纪录片或电影.然而,已作为历史事实被认定的南京事件并没有成为日本国民的共同认识,也没有成为"国民记忆",南京事件否定派的言论在日本甚嚣尘上.这一问题表明:由于企图歪曲、抹杀、忘却日本战争犯罪史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占据了自民党政府(一部分为民主党)的中枢,导致日本的民主处于危机之中,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也处于危机之中.现在,日本和战时一样,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对这种现状抱有危机意识的日本律师、学者、教师、市民等组织起来,举办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以此为契机调动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打破日本对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闭塞状态,挽救民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