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该效应在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了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中间投入品进口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储蓄率。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储蓄率效应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特征有关;另外我们也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产业关联途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证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下游关联渠道"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而"上游关联渠道"的作用不明显。本文从贸易政策变动的视角为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     

宏观尾部风险、生产网络与行业产出

本文首先将宏观尾部风险引入包含生产网络的多行业均衡模型,通过理论建模分析宏观尾部风险如何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影响行业产出波动,并在非理性预期框架下探讨其具体作用机制;然后采用OECD披露的中国44个行业1995～2018年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结构估计与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第一,相对于宏观尾部风险冲击对行业产出增长的直接效应,通过投入产出关联传导引发的网络效应更大,且宏观尾部风险冲击主要沿着生产网络向上游传导。第二,相对于宏观尾部风险冲击影响行业产出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劳动效应渠道更为显著。第三,相对于普通风险冲击,宏观尾部风险形成的偏态冲击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实体经济波动。尾部事件会造成经济主体预期的过度反应,并经由该机制导致产出增长更大程度地下降且影响持续期更长。第四,上游度更大、网络中心度更低和中间品投入结构调整更缓慢的行业受到宏观尾部风险冲击的负向效应相对更大,且投入产出网络连接的非对称结构是网络效应放大冲击的重要因素。     

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与度量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实施

本文创新性构建了包含银行破产机制和去杠杆机制的资产负债表直接关联网络模型。本文发现:(1)四类银行特征和4个外生参数影响四类传染渠道,且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四类传染渠道中去杠杆渠道(Loss~(DEL))和银行间负债违约渠道(Loss~(IA_DF))最为重要;(2)在传染过程中,银行破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且破产越集中,系统性风险越大;(3)系统性风险存在"区制转换"效应:当低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减的"常态"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体系杠杆率驱动;当高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增的"危机"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关联性和资产规模驱动,并主要来源于传染指标较高的大型商业银行;(4)4个外生参数对应了四类针对金融体系整体的宏观审慎政策,脆弱性指标(VBI)和传染性指标(CBI)对应了针对单家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政策,这些宏观审慎政策应根据金融周期(上行或下行)和系统性风险类型(常态或危机)来实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资本异常流动的国际规律与中国风险分析

随着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性不断增加，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管理至关重要.本文利用1985年～2016年56个国家(地区)的季度数据，考察四类资本异常流动——资本激增、资本骤停、资本外逃和资本回撤的决定因素.新发现包括：1)以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资本账户实际开放程度为代表的国内因素、全球波动率和风险传染因素对四类资本异常流动均有显著影响. 2)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影响资本异常流动的因素存在异质性，尤其是在风险传染方面.相比于地理邻近的风险传染，欠发达经济体更易受到经济相似国家的风险传染. 3)国内宏观审慎政策在控制国内资本流出异常方面更为有效，对国外资本流入异常的影响有限.之后，利用本文研究结果，计算评估中国四类资本异常流动发生的风险.发现：1)中国资本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概率逐渐下降、但近年有上升趋势；2)而资本骤停的发生概率仍然较高.总体上，当前仍需要对资本异常流动保持高度关注与警惕.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规则确立与传导路径研究——基于内生银行破产机制的BGG-DSGE模型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为继,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监管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在BGGDSGE模型的基础上内生银行破产机制,构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刻画指标,而后在经典的福利损失函数中引入系统性风险因素,确立了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演绎传导路径和政策搭配等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以动态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LTV)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应以产出缺口和信贷量为信号源,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中应盯住信贷量指标,同时资本资产价格也适合作为参考变量;第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都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但作为常备政策,宏观审慎监管要优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第三,识别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是确立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使政策更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发挥风险防控作用的根本问题。第四,联合使用两类宏观审慎政策时,合理确立政策规则系数可以增强政策的正向外溢效果,但政策的搭配强度却不易把控。为防止政策错搭引起效果干扰问题,可在常规时段仅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当风险较高时再联合使用两类政策以实现金融稳定。     

美国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时变冲击——基于QBLL-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外部不确定性的凸显,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不确定性的冲击.为此,本文基于拟贝叶斯局部似然估计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QBLL-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类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及其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引致中国产出和价格分别在2014-2020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大;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6-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居中;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仅引致中国产出在2019-2020年显著下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2)美国宏观经济、金融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通过降低中国消费和中关货物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还分别通过降低中国投资和中国股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3)时变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而在2017-2020年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因素.据此,建议政府建立前瞻性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强化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监测与分析,充分利用多种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对国内经济进行适时、精准干预和引导,扩大对外贸易开放、实施多样化的贸易开放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我们还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舆情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

基于45家上市金融机构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月度数据，从反映系统性风险的极值风险与传染效应两个维度各选取一个指标，即条件在险值差(ΔCoVaR)和吸收比率差(ΔAbs),并利用网络爬虫与文本分析构建金融机构网络舆情指数.然后，采用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络舆情与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考察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并从金融机构的类型和规模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积极和消极网络舆情对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性；2)网络舆情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潜在传染渠道；3)网络舆情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机构间存在异质性.     

信贷扭曲下系统性风险形成和“双支柱”政策协调问题研究——基于异质性企业的视角

我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效率上的差异性会扭曲信贷资源配置,进而抬高宏观杠杆率,增加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抵押约束机制构建了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由企业信贷扭曲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形成机制,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的协调问题。研究发现：在异质性企业环境下,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减缓信贷市场顺周期行为,抑制信贷规模过度膨胀,起到降低宏观杠杆率、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并显著改善社会福利损失,为货币政策制定创造更多空间;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仅减缓了抵押约束机制对经济周期的放大效应,未解决异质性企业对经济结构的扭曲问题。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和自负盈亏能力,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建立"去杠杆"长效机制、提高金融韧性以形成能够内生消化风险的市场环境的关键所在。     

多重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财产安全风险防范研究——基于决策行为视角

基于CHFS数据,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探讨多重社会网络与居民家庭财产安全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横向网络与纵向网络均会显著降低家庭财产安全风险。在间接影响路径中,多重社会网络可通过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控制力的独立中介渠道以及“主观幸福感-自我控制力”的链式中介渠道发挥负向影响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顺周期性及其异质性的微观机制——兼论A股被纳入国际基准指数的影响

采用1997年—2019年EPFR基金层面微观数据，从投资者结构出发，研究了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市场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异质性影响及其潜在原因.结果发现，新兴市场的跨境股票基金资本净流入相对全球金融周期呈顺周期性，并且相比于共同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度是其1.7倍～1.8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ETF的投资者中有着更高比例的短期投资者和基准指数驱动型投资者.此外，本文还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为例，讨论A股被纳入国际基准指数的影响.并通过宏观层面加总分析，以及进一步分解全球金融周期因子等方法验证了本文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制定者除了监测跨境证券资本流动的总体规模，还应对资本流动背后的投资者类型和结构进行监测，并由此采取相应的宏微观审慎管理措施以防范外部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特征

构建了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随机贴现模型,通过参数校准、静态比较等方法,探讨了不同政策不确定性下股票风险的动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拟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股票风险的传导机制,并通过组合分析法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在股票风险形成中的作用,以此验证该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企业现金流、贴现因子和相关系数等途径提高股票风险,该效应在控制传统风险因子、企业异质性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后依然显著;2)具有非国有性质、较低盈利能力和低资产增长率的企业股票更易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3)在经济萧条和改革幅度较大的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风险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强.     

欧美量化宽松真的是引发跨境资本流入的根本动因吗——基于FAVAR模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的多方面。本文正是基于多方面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框架进行考量,首次充分运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指标、市场投机、流动性冲击以及资源要素等众多信息中进行提炼,构建FAVAR模型,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得出外部市场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常账户项下的货物贸易项和服务贸易项以及资本项目下的直接投资项的结论。     

债务网络、投资者行为与传染性风险:来自中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行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系日趋紧密且复杂,风险在金融系统与其他产业间的传播机理日益受到关注.利用中国银行业和房地产业间的传染性风险测度结果,分别检验了行业间传染性风险的两大诱因:债务网络和投资者行为.结果表明,债务网络是传染性风险的主要诱因,在控制了债务关系后,行业间传染性风险显著降低;同时投资者行为对风险传染发生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尤其当投资者和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严重时,外部的负向冲击(使投资者形成对相关市场负面预期的冲击)会导致传染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大.研究结果不仅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验证和补充,同时也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以帮助更加有效地监管行业间传染性风险.     

房地产市场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贷款违约及其与银行业之间的耦合作用等渠道影响银行部门风险.基于持有共同资产网络模型,考虑上述两种渠道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时间维度而言,房地产贷款违约造成的直接风险远小于降价抛售带来的间接风险.空间维度而言,5家大型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等是系统脆弱性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是系统重要性资产.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加权资产结构等是重要的风险因素,系统性风险错配指数可以刻画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况.通过耦合作用分析发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同时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冲击作用,两者风险的相互强化加剧了风险爆发程度.     

跨境人民币结算与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协调探讨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我国现行的边境外汇贸易管理政策的内容之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出台及实施,势必将会对我国现行的边境贸易外汇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做到有序的链接,进一步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整个边境贸易外汇政策效果的实现至关重要。本文将从当前我国边境贸易结算的现状、跨境人民币结算与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政策的差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等方面作出详细的阐述。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周期性研究——基于银行资本补充能力的视角

本文从银行资本补充能力的视角考察了我国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问题。通过分析我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本文将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归类为资本补充能力强和资本补充能力弱的银行,在此基础上应用2004~2012年16家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和60家城商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两类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性。结果表明,国有及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而城商行资本缓冲具有顺周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两类银行资本缓冲差异性的原因在于:经济形势越好,国有及股份制银行资本占总资产比重越高,而城商行资本占总资产比重越低。此外本文还发现,城商行为提高资本缓冲不得不降低贷款供给,而国有及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对信贷供给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     

房地产市场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中国房地产市场通过贷款违约及其与银行业之间的耦合作用等渠道影响银行部门风险.基于持有共同资产网络模型,考虑上述两种渠道引发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时间维度而言,房地产贷款违约造成的直接风险远小于降价抛售带来的间接风险.空间维度而言,5家大型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等是系统脆弱性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等是系统重要性资产.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加权资产结构等是重要的风险因素,系统性风险错配指数可以刻画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状况.通过耦合作用分析发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同时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冲击作用,两者风险的相互强化加剧了风险爆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