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水赵公墓志》的史料价值

2006年初夏,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龙冈境内,出土了一方砖刻唐代墓志,墓志宽34.5厘米,高33厘米,厚5厘米,为两块同样大小的青灰色方砖合并而成。墓志文字15行,每行14字,共208字。志主赵=,由进士李乂撰文并书写。墓志全文如下:唐天水赵公墓志进士李乂撰并书公讳=,字子玉,天水人也,享年卅有六岁,咸通九年二月廿四日寝疾终于楚州盐城县龙泉乡□□里之私第。曾祖讳镐,登州刺史。祖讳端,泗州涟水县尉。父讳铢,盐城县尉。公,盐城次子也。兄?,前乡贡明经。公儒风相袭,积善成家,幼禀义方,长而道立。为人子止于孝,为人弟止于敬,及为父止于慈,与朋友交止…     

中国古代夫妻合志首题书写的演变

与单一墓主的墓志题式相比,夫妻合志的复杂性在于墓主的二人性,既然墓志是两人合志,那么在首题中理应兼书两人,但中国古代夫妻合志的首题书写经历了题不书妻到夫妇双标的演变：合志题不书妻,明代以前是常例,明代以后成为特例;合志首题夫妇双标,明代以前是特例,明代以后变为常例。以明为界,夫妻合志首题的书写发生了一个转换。寻究转换的原因,主要有二：服母丧制度的变化;文体自身完善的驱动。     

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

<正> 中国短篇小说到唐代始进入成熟期。和六朝志怪相比,唐传奇篇幅加长了,描写细腻了,作品中出现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内容也由写鬼神世界转为表现人间生活。特别是唐传奇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这是和志怪大不相同的。从小说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志怪是唐传奇的直接源头,所以鲁迅先生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但从“粗陈梗概”的志怪到“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传奇,中间不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质变。在六朝数百年间,志怪小说本身也有一个演变、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其中较优秀的作品已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某些作品的艺术手法已和传奇相当接近,因此才有可能     

新见唐人明经科资料考——以《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为中心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所收墓志包含许多唐代科举资料,其中明经科及第年份可考者二十人,年份不明者三十九人,均对《登科记考补正》有补苴价值。     

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书后

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是清末人缪荃孙根据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河南志》手钞本校刻而来的。由于它被收入了缪氏所藏刻的藕香零拾丛书中,故称为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或缪氏校刻本《元河南志》。这部书,是研究我国自周到宋元时期洛阳城的宫殿布局、城市规制、坊市名称、名胜古迹等等的变化发展的重要史料,尤其是     

新见武威粟特安氏家族唐《李弼墓志》考释

近年山西境内出土了为数不少的中古时期的墓志,不断推动着中古史研究的深入。最近,在山西长治附近(唐潞府上党太平原)又出土了《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子宾客上柱国建康县开国公李公(弼)墓志》一方,仅存志石,现收藏于河南洛阳龙门博物馆。这方墓志与武威的粟特安氏家族有关,且涉及泽潞方镇的诸多相关史实,因此具有一定文献价值,我们认为有刊布的必要,故撰此文,以飨学界同仁。     

唐墓志文献校释示例

作为重要出土文献的唐代墓志,在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陆续出版的同时,其校录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本文以校理《全唐文补遗》为例,参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就其疏误讹失的类型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有裨于出土文献特別是石刻文献的系统整理、研究和科学利用。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鲁才全《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１０７７，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瑝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1077,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年(841年)八月”;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81页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172     

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北大学近日征集了一方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该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块唐代日本遣唐使者或随从人员墓志。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     

奚族碑刻概说

现存的奚族碑刻共有7件，其中有唐代碑刻、墓志各1件，辽代碑刻1件、墓志2件，金代墓志2件。这些石刻史料是研究奚族的第一手的宝贵史料。本文对这些碑刻的出土情况、形制、内容、著录情况等略加说明，并阐述其史料价值。     

魏延昌二年《韩氏墓志》伪作说补证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的《韩氏墓志》所载干支不符、史实抵牾,并且与同书收录的《王氏墓志》在文字和内容上都十分接近,可以确定是一篇伪作,应该予以删除。这篇墓志在作伪方法上很有代表性,是将一真墓志作为底本,模仿它重刻一石,保留原志的内容和书体,特别是对于增改的文字,大多取自原志,从而使字体风格一致,不易分辨。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中唐贤相杨绾墓志发微

为研究杨绾其人,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杨绾墓志》等墓志志文和考释相关文献,对杨绾的为官经历、品行与修养、葬地少陵原、唐代科举存废之争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杨绾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中唐贤相的家族世系、生平宦迹、婚姻、卒葬以及品行修养等方面的情况;杨绾、贾至等提出贡举之弊,主张置孝廉科、力田科等,引发时人在思想观念上趋向以致用之学取士,中唐制科出现向儒学化靠拢的变化;杨绾清廉俭朴、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在朝臣中起到了榜样和导向的作用;墓志中有部分内容与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记载一致,还有包括杨绾的出生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等许多内容能够补传统文献记载之缺, 杨绾兴廉察孝的主张也为解决这一时期中唐科举存废之争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墓志志文多处可与文献互证,对于中唐史事的研究多有裨益。     

唐薛儆墓志所见“神鸟”考

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南发掘了唐代薛儆墓，该墓总长46、85米，为山西目前所见最大规模的唐墓。在其1号过洞出土一合青石墓志，志盖为盝顶形，90厘米见方，厚16厘米。志石为方形，长宽均为90厘米，厚17厘米，志面及四侧磨光，志面铭阴刻，楷书，书体工整秀美。志盖上阳刻篆：“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在2000年出版的该墓报告中，报告编撰刊布了该墓志的所有材料，并对墓志的志做了非常详尽的考释。     

唐墓志亲属撰文增多及其文学意义

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卒、籍贯、科弟、历官、交游等情况,可补《全唐诗》诗人生平不详之遗憾。志文中樊骧及第事,涉及到长庆至会昌间科举士庶之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宋故武功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考释

《宋故武功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收藏于重庆市南川区文物管理所.墓志主人张俣史书无传,潞州潞城人,生前曾知南平军、永康府.曾参加宣和年间北宋对西夏及收复燕云等战争.靖康之变后转战江淮平定叛乱,绍兴二十五年终于南平军.墓志内容丰富了两宋之际的军事史、重庆地区的移民史,为深入理解两宋之际的社会背景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唐大历三年《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所见唐蕃关系

西安新见唐大历三年(768)《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志文以安史之乱前后西域形势及唐蕃关系变化为背景,记载志主先后监军安西、朔方,参与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破大小勃律、收播仙镇等役,监朔方军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收复灵州,印证了其时吐蕃—西域—中原的胶着关系,也为联系中西交通起重要作用的"吐蕃—勃律道"的存在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