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科举考试的法律特征--以晚清科考条例《钦定科场条例》为研究对象

科举考试在晚清走向衰亡,是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剧变的必然结果.本文以晚清科考条例<钦定科场条例>为研究对象,探讨晚清科举考试的法律特征,为研究晚清科举考试的衰亡与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剧变的关系打下基础,亦可为当今的考试立法与改革提供历史智慧.     

讽刺的跨度:从反讽到谴责

共同走进"讽刺"这一参照系的<儒林外史>和晚清谴责小说展示了截然相反的叙述格局.在作者与叙述者人格共性的探讨和文本分析过程中,可以窥见二者在讽刺的叙述起点上进入了两种同源异向的叙述流程.走向反讽和走向谴责都呈现为艰难的叙述冒险,这一文学景观无论对于文学中的讽刺还是文学本身都颇具深意,耐人寻味.     

从被动到"被动中的主动":晚清开埠制度的变迁

晚清开埠推动力量最初来自于外国,外力是促动中国城市因开埠而开放的关键因素.虽然中国方面不情愿,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示范与扩散效应逐步得到体现,反过来又推进着制度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埠制度出现了以"自开"和"约开中的自开"为标志的关键性转变,但中国自开口岸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被迫自开".晚清开埠制度的变迁过程,折射了国人发展观的演进.在"约开"商埠,因被迫开放而被动发展,在"自开"商埠,则体现了相当的自主发展意愿.通过对晚清开埠制度的总体考察,不难说明,止损和防御的动机与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制度变迁.     

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晚清至"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之演化

晚清至"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现代中国人对建构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激情、想象、企盼和忧思,传达出近代中国在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文化诉求.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历程,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现代性意义的建构.     

晚清文化政策之调整:从"崇儒重道"到"中体西用"

晚清文化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由单一的"崇儒重道"向杂陈的"中体西用"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但其始终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自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

作为晚清西书中译的重要力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离馆后,积极投身近代文教事业、政界或其他领域,不仅对中国文教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应和了中国由洋务自强、维新变法至辛亥革命的近代变革全过程.其职业走向显示,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其职业选择提供导向,爱国情怀是其动力源泉,译书经历为助力铺垫,知识结构系重要基础,传统主流价值观则使他们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而"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亦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晚清中西冲突、新旧更替中的抉择与纠结,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积极探索.     

域外小说译介与晚清小说期刊的"短篇小说"

域外小说译介同晚清小说期刊的"短篇小说"之间的细节关联究竟如何;后者的出现是否是受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影响,其性质如何,到什么程度;这种状况又是怎样造成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认识晚清中国小说的发展和中外文学关系都有个案的典型意义。     

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早期彩票

随着晚清"义赈"的出现,义赈同人为筹集资金,解应急所需,遂仿效西洋吕宋票实行变资助赈,从而催生出了中国近代本土早期彩票.在此过程中,"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不仅为晚清本土彩票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还由此提供了迥异于传统射彩之法的社会土壤."救荒济难"的赈灾旗号不仅为晚清彩票的合理化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撑,还使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其"迹近赌博"而可能招致的官厅的禁令.     

徘徊于"文"、"道"之间的桐城派

桐城派文士在"文"、"道"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平衡,他们一方面以文章家自居,将"文章之学"视为终身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又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他们所持的"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论几乎使古文沦为护道卫道的工具.但他们中的部分人士,尤其是晚清桐城派中的部分人士甘以文士自居的坦然态度,将"义理"与"文章"相剥离的思想倾向,使传统文学向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论晚清言情小说的主题模式

晚清言情小说上承明清人情小说之传统,下启民初言情小说之高潮,是二十世纪之初文化转型期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晚清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小说家的创作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晚清言情小说形成了"借儿女言家国"、"借儿女言节义"、"借儿女言自由"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主外模式.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晚清新小说的独特文体--作为小说类型的"翻新小说"

翻新小说是在古今小说交汇处与中西文化碰撞中适应晚清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文学市场的需要而兴起的一种小说类型,是晚清新小说创作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博采众家之长而形成的文体杂交优势,打破传统时空观而带来的叙事结构的创新等,是翻新小说独具的文体特征.作为晚清新小说类型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翻新小说以其独有的文体优长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就.     

《海殇》:晚清海军历史长篇的跨越

《海殇》对晚清海军历史长篇实现了三大跨越:一是实现了对晚清海军历史长篇创作模式的跨越;二是实现了对海战场景场面描写巢臼的跨越;三是实现了对晚清海军悲剧历史反思"根源在腐败"的习惯思维跨越。     

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

晚清社会风尚发生了从"淳厚"到"浇漓"、从"扬"到"洋"再到"新"的变迁.究其原因,一方面它是历代中晚期因商品经济发展、人们僭礼逾制现象的继续;另一方面则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新旧杂陈,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地域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尚的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作为公共空间的晚清报刊是晚清散文的重要渊薮,对晚清散文新文体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 用。晚清报刊聚合了知识分子类群,为他们的思想表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化条件,造就了数量可观的报人 散文家队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晚清主流散文因而具有了新的特质,主要表现为选材上对时务的关注、立 意上的世界视角和对西方现代自由精神的接受、语言表达上的平易求新等。晚清论说体散文在整体上亦存 在思想偏至的倾向,与审美散文有一定距离。     

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居于大类的晚清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晚清写实小说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批判立场之下,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话语建构、文学地理视阈、民族国家意识想象、文学边界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先导性。     

“晚清”的含义及意义

对"晚清"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并从"中国中心观"与"西方本位论"两个角度指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晚清小说（1840—1900）的蜕变

研究晚清小说者大都忽视1840年至1900年出现的作品,认为它们不能与"新小说"相提并论,但是"新小说"的兴起却是在此基础上才取得突破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作品的认真梳理,找寻晚清小说蜕变的历史轨迹。     

进化论思想与晚清文学革命中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在晚清文学革命中,进化论思想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加强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为西方的新"道"取代陈旧的、不适时的封建之"道"提供理论支持,以"道"的更新为"文以载道"这一古老的文学观念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其次,通过强调"群体意识",引导文学创作走上重"群"的轨道,力图使文学也能像声光化电等各种"实学"一样"于世有用",从而为救亡图存这一中心任务服务.进化论思想对晚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加强,其利与弊均值得重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