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碑文鉴赏二则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的长河中,以记功德为主的碑文源远流长,它滥觞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唐宋卷起狂澜,明清振其余波。就中尤以东汉和中唐两个时期值得注意。刘勰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文心雕龙·诔碑》)如果说,东汉曾鼓起碑文创作的初澜,其汲水者为蔡邕,那么,中唐则已掀起高潮,韩愈是弄潮儿。而《曹成王碑》正是代表韩碑最高成就的名篇。     

论蔡邕所作碑文

蔡中郎博学善文,为汉季称最。其集中碑文几过大半,《文选》选郭林宗。陈仲弓两碑文。其文辞精雅,对后代碑文影响深远。高步瀛《两汉文举要》“郭有道碑”后注：“李申耆曰：‘表墓之文,中郎为正宗’。”今撰文具体述论蔡邕所作碑文。 东汉文人多作碑诔之文,而蔡邕为众作者之首。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评曰：“自后汉以来,碑揭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乎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级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蔡邕碑文涉及后汉诸色人…     

论韩愈碑志文对前朝成就的扬弃(上)

碑志文成就最大的要数汉唐二邕(蔡邕、李邕)与庾信。蔡邕是碑志文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庾信是第二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李邕是第三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庾信的碑志文,主体是用骈俪文构成。无论体制,还是内容,都是一次变革和飞跃。三人的碑志文,对韩愈的碑志文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使韩愈成为碑志文发展的第四个高潮期的代表人物。韩愈对前人碑志文创作成就的扬弃,“兼收并蓄”,既有袭旧,更有创新。突破文体的规范,给碑志文赋予了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韩愈的碑志文也有不尽人意之处,给后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奇崛险怪;在内容实质上,表现出谄谀不实。这是韩愈表现在创作实践中对于前人碑志文在语言形式和内容实质两个方面的不当扬弃。     

创作目的与真实性：宋代碑文撰写者的理论思考与应对策略

宋代文人对于碑文创作目的的认识超越了东汉以来碑文歌功颂德的本意,承继韩愈以史传为碑的作法,体认碑与史传在惩恶劝善、道德教化方面的共性,又特别看重神道碑、墓碑的景观与宣传作用,注意碑文创作的现实目的,习惯于用碑文表达政治主张和观点。囿于文体属性和政治环境对碑文书写的影响,碑文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到宋代甚至出现了碑文作者的"书写者焦虑",宋代作者既认识到了碑文无法完全保证真实,又尽可能地采取多种策略来缓解这种"书写者焦虑"。     

韩愈的个性及其诗论

唐代诗人韩愈个性“弘通”、“傲俗”,而这种个性特征又自然会影响到其对诗歌艺术效果的追求。本文以韩愈个性特征为出发点,分析其诗论取向及其在品评李杜等人诗歌中的体现。     

碑和中国古代的准文体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碑”列为一种独特的文体,与同属祭文的诔相区别。承载着文章的“碑”同时也是实物,能否看作文体,后世一直存在着争论。东汉蔡邕在碑文方面的杰出表现确立了这一文体的地位,谀墓的文风也反映他的人品上的缺陷,华而不实的碑文因此完成了纪念逝者到美文的功能转变,人们关注的焦点由墓主转向作者。中国古代文人知识结构的泛文学化致使审美性向所有文字领域渗透,致使几乎所有的应用文体都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包括“碑”这样的准文体。     

论韩愈碑志文的新变及其影响

韩愈碑志文在碑志类文体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创新意义,它革新了刘勰以蔡邕碑志文为审美典范的风格范式。其创新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体制多变、刻画生动,情感表现上爱憎分明、自然坦率以及以文倡儒、攘斥佛老的新文道观。韩愈碑志文开创的新的审美范式对于后世欧阳修、苏轼、茅坤及桐城派文论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与藩镇的关系

韩愈研究中正探讨一个问题,即韩愈对藩镇的态度。《韩愈》一书认为是“又维护,又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是一个骑墙派。”(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所(?)韩愈收过韩宏的厚礼,以为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时“对于裴度还有较公正的评(?)对于李愬的功劳说得就不那么充分,相反的,对于作战不力的韩弘,却大加赞扬,弄得连韩弘本人看了碑文后,也感到喜出望外,又是向韩愈写信道谢,又是赶送厚礼作酬劳。这就引起了李愬部下的强烈不满,终于发生了李将石孝忠冒死推倒韩碑的事件。     

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

本文第一部分是作者的实地考察、多方了解，并对此前多人的实地工作予以介绍。第二部分是此残碑３０行碑文的编号录文。第三部分经过考辨，推定为西夏天盛七年（１１５５年）七月三日刻此碑文。第四部分通过碑文和文献对碑主事迹加以探讨，如参与了维护皇权的一场斗争，得以在“御座”左右；筑守朔方边城和西征，特别是碑主参与西夏会同金兵攻打过凤翔、长安。第五部分考辨确认碑主身份地位，其直升到参知政事，是三品以上高官。通过上述实地考察，特别是逐字考辨残缺碑文，最后认知此“碑文之撰写，诗、书、史、传，典故重出……在西夏遗存下来的碑文中是不可多得的”；可填补一点内蒙古西部１２世纪历史的空白     

韩碑考实

李商隐《韩碑》一诗，记录韩愈《平淮西碑》的撰写、刻石及被毁情况，对研究韩文的流传和影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过，有关韩碑本身及其在后代流传的情况，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考察，今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海内方家。 据韩愈《进平淮西碑文表》，韩愈《平淮西碑》进献于元和十三年（818）三月二十五日，书丹上石，当在此后不久。其后宪宗命段文昌重撰，并下诏磨去韩文另刻段文（见《旧唐书·韩愈传》）。所以，此后传世的《平淮西碑》石刻为段碑。董逌《广川书跋》明确记载所跋为段碑[1]，《宝刻丛编》据《复斋碑录》著录云：“唐段文昌撰，…     

论韩愈诗歌的写实精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韩愈是较早把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的人。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也不乏受李白豪迈俊逸诗风的影响,写出不少狂怪不羁、变幻开合的诗章。然而,韩愈毕竟是韩愈,就他生活的时代和个人所崇奉的哲学思想及其形成的审美风范,使得他不得不大致走着杜甫开拓的诗作道路。即以儒家诗学为其准绳的创作规则。这种创作规则,内容上注重国计民生,注重社会功用;写作上讲求对人情物态的描摹、刻画。一句话,这是一种求实、写实的创作精神。     

由《阙特勤碑》史实窥探阿尔泰语对汉语山东沂水方言的影响

在《阙特勤碑》碑文上,有一段关于阙特勤“向东一直征战到黄河（yasil oduz）和山东（santuη）平原,差一点到达大海”的记载,由此学界有人认为阙特勤曾征战当今山东省地区,据笔者考证,碑文所记“山东（aantuη）平原”虽与当今山东省地域并不完全重合,但是这场战争所呈现出的中国古代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历史却可见一斑.通过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山东沂水方言的对比发现,现代汉语中的第二人敬称“您”以及山东沂水方言中的“恁”极有可能是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而形成,并且当今山东沂水方言中仍留有较多阿尔泰语对汉语影响的印记.     

论《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两极思维模式

两极思维,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构成的对待性思维,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逻辑思维方式。文章认为,《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采用两极思维的品评模式。两极思维方式在先秦的文史哲著作中有着详尽的体现,《世说新语》对此既有所继承,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它通过人物语言和才性的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对比,呈现了绚烂多姿的色彩,魏晋士人人物品评的风尚和评价标准是两极思维模式产生的主要原因。《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两极思维模式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创作心态管窥——从《送高闲上人序》谈起

《送高闲上人序》表现出了韩愈典型的创作心态。其中的“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仅是对高闲草书的赞赏,更为他自己所身体力行,由此形成了他诗文的“动”感,其突出表现是追求语言的情感力度以及求奇。这一特点的成因主要是由于受王朝衰落带来的儒学衰微及佛教和市民文学的影响。而韩愈对高闲草书“无象之然”的贬评,既道出了他在创作动机上与禅僧的根本不同,也暴露出了他创作心态中自然体悟的不足     

也谈“李愬雪夜入蔡州”

唐代宪宗年间,李愬曾出兵奇袭,雪夜克蔡,活捉了地方“军阀”吴元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淮西战役。但淮西报捷后,韩愈为《平淮西碑》撰写碑文,把功劳记在分裂主义者韩弘身上,对李愬则一笔带过。韩弘喜出望外,拿出五百匹绢赠韩愈。而淮西将士对此极为愤怒,李愬部将石孝忠冒死推倒了韩文碑。唐宪宗经过调查,才下令砸碑,磨灭韩文字迹,并命段文昌重新撰写《平淮西碑》碑文。为此,柳宗元、刘禹锡等还作文赋诗歌颂之。后来的     

诗有别材--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才性"论

中国古代文论认为，创作主体有无“才性”是能否从事创作的先决条件之一。“才性”来自于作家的先天禀赋，它是创作主体敏锐艺术感受力的一种表现，对创作主体的想象能力、审美感兴能力以及艺术表达能力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批评家突出“才性”的功用。同时又强调作家的“才”必须与“胆”、“识”、“力”以及后天的“学”等因素相结合。这种阐发深刻洞察到艺术创造的本质。     

曹丕文学批评思想新探

曹丕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位以文论家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精神开展文学批评的文论家,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集中在“品评才性”上,也就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文人”论,也就是作家论。曹丕的“文人”论受儒家和道家及汉魏时期“才性”论与人物品鉴的影响,着重对“文人”的“才性”进行品评。其二是“文气”论。曹丕的“文气”论直接受到儒家和道家关于“气”的思想影响,注重探讨作家作品的生命内涵与生命特质,具体而深入地解释了“气”在文学创作及文学作品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论韩愈墓志的文体新变

“出奇变样”之求新精神,成就了韩愈墓志文古今第一之地位.变叙事结构,破墓志程式化之模式;史笔行文以显志主个性,变墓志写人之僵化;不为志主讳,变墓志“称美而不称恶”之铭法;多发议论、抒情,变墓志以叙事为主之写法;于文中有所寄托,变墓志只颂扬志主之主旨;求“奇”,变墓志庄重肃穆之文风,这些是韩愈墓志新变之核心内容,其中所蕴含的书写形式之改变与创作主体精神之贯注,对墓志文体影响深远.     

试论韩愈古文与小说的关系

古文与传奇生成于同一文化环境。小说与韩愈古文同其叙事性,证明了二者确有通同之处。韩愈融通古文与小说的创作尝试可分为“小说古文”和“古文小说”两个层面。以塑造人物为中心是古文与传奇沟通的一座桥梁,也是韩愈“小说古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小说对于韩愈古文的影响还表现在后者对可读性的追求上。韩愈还熔古文与小说于一炉,大胆创新,写出了被人称为“古文小说”的《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中唐时文学审美的大趋势是由雅人俗,时风众势,韩愈不可能遗世独立。小说与古文两种文体间的天然联系对促成韩愈古文与小说的艺术交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沙州刺史李庭光相关问题稽考

S.1523+上博40抄录了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之碑并序》,然有学者将李庭光释作李光庭;其年代则主要有“武周后期”和天宝年间的不同认识。本文从碑文校释入手,据碑文本身所蕴涵的年代背景信息和相关文献、文物资料,就碑文本身所书、时代、身份和籍贯四个方面论证了碑主为李庭光。豆卢军长官豆卢军经略使更名为豆卢军使不晚于景龙四年（710）五月;其任沙州刺史时间当为长安四年（704）至景龙四年;碑文撰写于景龙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