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民意不可违——拜谒崇德祠、武侯祠有感

今年春,我慕名来到都江堰市拜谒崇德祠,原以为这是纪念秦国蜀守李冰的专祠。然而听导游介绍,崇德祠前身乃是纪念蜀王望帝杜宇和丛帝开明氏的望丛祠。从汉代起,群众自发地在望丛祠中祭祀李冰,喧宾夺主,致使望帝倍受冷落。民意难违,官方只好顺应民心,在南朝齐建武时,益州刺史刘季连把望丛祠迁到郫县,原祠改祀李冰,命名“崇德祠”。在成都拜谒武侯祠时,我又生出许多疑点。既然是武侯祠,是祭祀诸葛亮的专祠,那门楣上为何高悬着“汉昭烈庙”的金字匾额?“汉”,是刘备创建王朝的名称,“昭烈”是他死后的谥号。大殿正中,端坐着高大的刘备的贴金塑像…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试论文昌信仰袝祀明清庙学的社会场景

明清时期,作为地方儒学教化体系核心的庙学,存留了大量用于祭祀道教文昌神的祠阁,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是道教神灵进入官方祭祀场所,实际上是儒文化对道教神仙的儒化改造。文昌神的形象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从自然神到人格神,从道教神到儒化神,从淫祀到国家正祀的过程,呈现出儒道二象性,是儒道文化融合历程的展现。     

论祭祀黄帝的传统和现代公祭黄帝的意义

祭祀黄帝滥觞于先秦时期的祖灵崇拜,秦汉以后长期保持着黄帝作为方帝和帝王的并行祭祀格局。魏晋时期发生的五帝是方帝或人帝及宋代五帝的帝名、帝号之争,透露出祭祀礼仪的繁琐和认识的歧异。元代至顺以后,官方祭天祀典中摒除了五帝之祀,形成了黄帝作为历代帝王之一或人文始祖享祀的传统。崇拜黄帝的传统是文化认同的结果,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去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更是团结海外华人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试论五龙信仰的形成与演变

五龙在古人观念中是行云布雨的主神。它是在上古龙神信仰的基础上,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形成时间并非一般所认为的秦汉时期,而是战国时期。唐开元年间,五龙神开始受到朝廷祭祀,进入官方正祀系统。至北宋徽宗年间,五龙神更被朝廷为敕封为王爵。不但如此,这一时期五龙信仰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祭祀五龙的神坛变成了祠庙,土龙变成了神像,拥有了人的形象。金代以后,由于朝代更迭和文化变迁,五龙祭祀退出朝廷正祀。失去官方色彩之后,五龙信仰在民间获得了持续发展,进一步人格化、职业化和地域化。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灵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互交融,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清代徽州的祀会与祭祖

清代徽州,祀会祭祖普遍存在。祀会是族人为岁时节气及忌日祭祀共同祖先,集资运营,并享受组织权利和承担组织义务的共同体。祀会因始祖祭祀、保存香烟、门户钱粮等目的兴起,通过合同、分家、批产等形式设立。运行中,采取出借会资,以及买、卖、典、当会产等方式经营生息,从而累积资本,起到担负祭祀与应付族内公共事务的双重功能。祀会是明清国家法令放宽民间祭祖的现实体现,也是民间祭祖的一种简易有效形式,可逐渐向祠产祭祖发展。     

清广东巡抚王来任展界与名宦祭祀研究

广东巡抚王来任因有功于广东沿海展界,故广州府、惠州府、潮州府等各地以名宦祠祀之,祠庙达数十处,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除官方修建祭祀以外,还存在民众私祀现象。其主要原因则是展界与民生紧密相关,王来任遗疏展界,乡民怀德,自发修庙以祀之。由于地处沿海,一些地方逐渐赋予其海神职能,王来任从而成为地方保护神。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基于《清明上河图》的三朝建筑比较研究

北宋的《清明上河图》是宋代风俗画的巅峰之作，后人临摹、仿画了一系列此类纪实性画作，忠实反映了画者所处朝代的风物人情，其中也包含着建筑领域的信息。通过对比各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概况，分别选取北宋张择端版、明朝仇英版以及清院本版的《清明上河图》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各版本画中的六种主要建筑类型，即城门、寺院、官僚宅第、城市民居、酒肆店铺和虹桥，并分别对每种类型建筑进行纵向对比研究。以比对的结果为依据，阐述了宋、明、清三朝建筑的部分发展与演变。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明代,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共计达58种之多,不少版本屡经补订,影响深远,成为李白诗文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