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金枝“五四”时期的思想与人生取向

魏金枝是“五四”第一代作家,“五四”时期是他思想的激进时期,也是他人生的转型时期.在浙江一师这个新文化熔炉中,经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魏金枝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传播“五四”新文化,进行思想启蒙,并积极宣传和参加工人运动.这时期,他由一个追求个人生活改善的知识青年转换成了一个思想激进、勇猛和关注大众命运的战士.这成为他人生新的起点.     

“五四”女性散文的艺术追求

<正> 给散文加上“女性”的限制,自然是指女性作家的创作.把它们归为一类加以研究,是因为有了“妇女文学”这个大前提.“之所以打出‘妇女文学’的旗号,并不是要和传统文学分庭抗礼,而是试图召唤起一支新的文学队伍——妇女作家群,以女子物殊的生活体验和女性创作风格,去有意识地丰富以男性作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形象出现于文坛,始于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五四”时期;她们的出现,既     

根植于生活深处的“乡土文学”——徐玉诺创作的一个侧面

徐玉诺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之一。“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徐玉诺恪守这个进步的现实主义原则,特别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河南农村的匪灾和黑暗,豫西农民的苦难和     

论茅盾早期“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的文学观,是茅盾早期批判旧文化、旧文学,创造新文化、新文学的主导思想。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俄国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启示的。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是在暴露旧的社会罪恶的同时,主张描写理想,歌颂民族性的“美点”;建立发展个性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坚持独到的观察、丰富的想象、真实的描写和独创的个性的写实主义精神。     

历史的合力与分歧:“五四”文学革命的潮流与趋势

本文从“五四”前后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出发,具体分析论证了“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由通过变革文学来变革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创造适宜于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生活的新文学等多种历史合力作用下的文学潮流,内容、形式、为人生,表现自我等诸多历史因素得到了合谐的统一。但是随着打倒旧文学后,在建设新文学的过程中,又逐渐显露出它们的分歧,从而构成了新的文学潮流和趋势。     

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颓废性”嬗变

“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在接受现代主义时表现出明显的“浪漫化”倾向,注重反传统、重个性的先锋精神,并对其寄予启蒙大众、引领人生的“厚望”。“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发生了由文化启蒙向社会革命的转变。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逐渐被左翼文艺界指称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艺术,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反面。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颓废性”嬗变,既有社会现实的外在因素,也有艺术自身的内部原因,更与这一时期俄、日激进文艺思潮及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影响密不可分。     

心灵的告白与忏悔－论“五四”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五四”新文学重要形态之一的“自剖”文学 ,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郁达夫式的创作之外 ,另有一批“五四”作家具有相当的自剖文学创作份量 ,且带有鲜明的风格差异 ,坦露自己时或采取女性作家所惯有的委婉曲折的心理描写 ,既不涉及“恶德丑行” ,也没有一般社会尚能相容的道德欠缺 ;或采取一种深刻的心灵忏悔与告白 ,但不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把作品限定在一般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畴。我们把这一批作家的创作称为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论“五四”小说中的自我表现

一作家“自我”普遍而突出地渗透于文学特别是小说之中,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奇观,虽说“五四”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在于以白话文和现代技巧为现代意识的载体,实现了对文学传统的顽强反叛和大胆革命,而作家“自我”在文学特别是在小说中的突出表现,不能不说是另一独特标记。的确,“五四”作家对“自我表现”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创造社首先举起的大旗便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郭沫若主张“文艺的本质是主观     

文学如何民族化——对文学“源”与“流”的一点思考

文学为什么要民族化?生活使然。所以,在我看来,文学的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反映现实的民族生活的问题。叫人讷闷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并不费解的问题何从会弄得如此争论不休,莫表一是。五四伊始,国粹派派与洋务派之争;二、三十年代通俗化、大众化的提倡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旨趣的分庭抗礼;《讲话》时期解放区文艺关于“阳春白雪”与“下里色人”的讨论;早几年“文学现代化”的呐喊;近年来的文学“寻根”的呼吁,这条分明的文学曲线中,莫不贯穿着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思考、探索。然而,作家们专注于创作无暇作太多的理性思考,即兴式的感受和直觉性的追求难免概念的含糊、偏颇;批评界远离创作实际的一家之言,常常使批评隔靴搔痒,     

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初始探索--论中国早期言情片与好莱坞之影响及其电影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早期电影因为长时期游离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而被严厉批评,所以,追求现代意识和文学深度,也就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努力探索的方向。受好莱坞影响而兴起的早期言情片,正是中国电影在这一方面最初开始的艺术探索,具有重要的电影史价值和意义。在此借鉴和探索过程中,早期言情片透过哀情、爱情、艳情描写社会人生,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和情感表现,促使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逐渐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发生关联;而言情片强调“影戏之要素为美也”,使导演、表演和摄影注重影像画面的审美创造,又加强了早期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浪漫主义与“五四”情爱小说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带来了情爱小说的繁荣。“五四”情爱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对自我的肯定 ,对理想的追求 ,以及对人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彻底解放的渴求与“五四”作家精神气质的契合 ,使“五四”情爱小说在价值取向、审美品格和表现形态上 ,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论"五四"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

在现实人生的重重困压下 ,“五四”作家理想主义的乐观转瞬即逝。他们从对人生的失望坠入悲观乃至绝望 ,这种情绪影响了他们对自我人生的把握。在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反复思考中 ,“五四”作家毅然打破了“苟活”的古训 ,大大加重了生死天平上个人自主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分量 ,表现出“五四”作家对个人价值特别的珍视。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是文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点 ,确定了新文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文学的哲学基础 ,倡导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融合 ,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文学的发展规律。     

浅析“五四”散文繁荣的原因

散文是文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体裁,而“五四”散文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五四”散文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变革的时代潮流相契合,五四时期散文创作的主体和接受的群体异常庞大,“五四”散文不仅与古典散文渊源密切,而且也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这些共同促成了“五四”散文的繁荣。     

“拉普”在中国译介的始末

“五四”时期,我国文艺界主要输入日本、西欧的文艺思想;二十年代中叶开始,一批革命作家将目光从西欧和日本逐渐转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苏联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主要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国左翼作家的视野。这些作家是把“拉普”理论作为在中国发展左翼文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参照系。本文试图对我国作家译介“拉普”的情况作一粗略的概述。我国译介“拉普”(包括其前身“十月”文学派)从一九二六年蒋光慈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开始,至一九三三年周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     

“五四”乡土小说的文化精神(下)

“五四”乡土小说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载体 ,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批判的文化精神。其对古老乡村群体存在方式的批判 ,关于反封建文学主题的探寻 ,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启蒙 ,以及对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在都市与乡间灵魂漂泊的精神存在 ,都有独到的发现与艺术的表现。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

<正> 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郭沫若把他比之为“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甫”,日本、东欧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的自我小说作家”。象“五四”前后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外国文学也哺育了郁达夫的创作。其中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日本的“私小说”对他影响尤深。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郁达夫小说那种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私小说”这一日本所特有的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     

论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

本文在对既有的新文学描述的质疑中重新认识穆木天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史”价值.文学革命倡导中的“意识形态”泛化,导致新文学初始期非文学之流弊,这在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有突出的表现.穆木天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切中这一弊害,虽在当时未产生影响,但因其“合理性”,在尔后的新文学发展中得到历史的回应.文章通过穆木天的个案分析,建构新的“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