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混杂性

混杂性是翻译的本质特征。全球化时代,翻译的混杂性是一种客观的普遍存在。译者身份的混杂性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赋予译者能动性。翻译策略的混杂性是重塑民族文化身份、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全球化时代要求异化与归化的有机结合,即翻译策略的第三条道路。混杂译本是全球化趋势下的自然结果。混杂性是翻译中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诉求。对混杂性现象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再造

文化意象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文化意象的翻译是对译者极大的挑战。接受美学为文化意象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译者要研究译语读者的接受语境以达成视界融合,避免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同时,读者的接受是历史性的,译者要在其不断变化中的期待视野中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以保证文化意象的传递;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到翻译活动中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地再造译语读者更乐于接受的文化意象,真正实现“立象以尽意”。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霍氏与杨氏《红楼梦》中医药文化翻译的得失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切换,更是跨文化交际目的的体现。在《红楼梦》中,作者对诸多中医药现象的描述,凸显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以Hawkes与Yangs两种英译本为依据,植入接受美学理论,从中医中药文化涵盖的四个层面出发,探讨译者应当如何发挥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在中医药文化英译过程中对潜在的读者“期待视野”进行预测,选择相适应的翻译策略,以期最终实现作者、译者、凑者之间的“视阈融合”。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主体性问题得到重视。女性主义翻译观是流行于西方的一派新理论，它强调译者主体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对该主题的独到主张与贡献。     

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探赜

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讨论和思考。在文学/文化翻译中,翻译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要素尤为重要,文化和历史深化于文本两端,是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从内涵深处影响着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和历史不但影响文本意义本身,同时对翻译思想也存在本体性影响,该视阈为国家翻译话语建构指明新的路向,即既坚持本我性和特质性,同时尊重他者性和异质性,注重人文性与交流性建设。译者应当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心态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以文化和历史为场域构建特色中国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推进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建设。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意识与能动性

文学作品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写照和缩影,因此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文化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他所从事的翻译实践活动并非进行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要在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间进行转换。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有坚实的双语能力,要有敏感的文化意识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根据不同的文化取向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从而成功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与意义。     

沙博理翻译跨文化的主体间性研究

沙博理的翻译具有跨文化的主体间性独特视域,跨越文化身份主体身份认证为翻译提供了特殊的理解前提,其对原作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目的语读者的尊重,彰显了翻译的主体间性,也使得他的翻译作品独具特色。从主体间性这个视角研究沙博理特殊的翻译模式,可以更好地看出译者主体间性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作用。     

翻译文本中作为后殖民标志的本土文化成分

运用后殖民话语构建我国的翻译理论话语是国内翻译界正在探讨的一个课题。对佛经翻译、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以及当代翻译文本的分析表明,翻译过程是本土文化的抗争过程,译者通过翻译文本审视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扬弃。     

副文本视域下《大清律例》英译本译者行为研究

中国法律典籍英译之始——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使西方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的法律。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小斯当东多重的角色身份、强烈的意志性、特殊的社会语境等都影响着他的英译行为,使他在译本的显性副文本和隐性副文本中都留下了“意志性”译者行为的痕迹,表现出译者深受“东方主义”影响、在译文中彰显“社会人”译者权利、迎合西方读者阅读与“想象”等行为特征。鉴于此,提出中国法律典籍翻译实践规划,期冀实现中国法律典籍英译“求真”和“务实”的合理与平衡,以促进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的提升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走出去”。     

论法律术语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法律术语翻译不是一种代码转换的简单工作;由于其受法律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所影响,不同国家的法律术语并不简单等同,故在法律术语的翻译上应该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法律术语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语词空缺、语意不对以及语词的选择等方面。     

哲学视域下译者的社会心理研究——从翻译的认知转向谈起

认知转向后的翻译研究更多地注意到译者的语言认知和双语转换机制,但对译者的“非语言认知”如社会认知和文化认知却关注不够。然而,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体验哲学还是现代主体性哲学抑或是翻译学科框架的本体论哲学,都为译者认知研究的社会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认知范式下的译者研究,不仅应继承文化范式下对译者主体身份的关注,而且应从跨学科角度借助社会心理学来考察译者的群体身份和社会身份。       

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的积极影响

翻译界常言的“诗人译诗”之说实际上预设了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翻译本质的分析揭示出译者多元身份的必要性,并以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为个案,阐发了译者多元身份对翻译理解与表达的准确性、文体风格传达的贴切性和重构译文经典性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从接受美学角度谈儿童文学《杨柳风》的翻译

接受美学对于儿童文学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强调译者和读者对原作的积极解读,同时要求译者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从选词和逻辑两个方面探讨了儿童文学《杨柳风》的译者是如何实现原作者与儿童读者“视野融合”的。     

文化·操纵·翻译的暴力

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可以给我们更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转化,还体现着文化的操纵和翻译的暴力。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的流向,以及翻译的策略四个方面来探讨,发现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但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文化交流中,最佳的状态是交流各方达到“共赢状态”,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转换语言,而且肩负着跨文化传通的任务。     

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

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文章选择《呼啸山庄》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文本,从词汇、语态以及会话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译者性别对文学文本翻译的影响。分析表明:译者的性别与译者的文化身份一样会对翻译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性别的译者对于异性话语的“性别化”处理。       

朱生豪、梁实秋之翻译风格——以莎士比亚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两译本为例

译者的风格是文学翻译中译者身份的标识。译者风格的建构离不开译文所体现的语言特征和贯穿于译文的翻译观。朱生豪、梁实秋两位翻译家所译《理查二世》译文风格迥异,在于译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审美取向,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文本策略,从而分别形成了“豪放、率真、大气”和“含蓄、简洁、典雅”的两种艺术风格。     

文化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

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种文化接触与互动手段。文化翻译则是异域文化接触与互动的媒介,其结果传达了并域文化身份,实现对了异域文化身份的塑造。文章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出发,阐述文化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及其塑造异域文化身份的原因。文化身份的开放性要求译者顺应全球化语境发展的需要,摒弃强势文化中心论,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保留文化异质,真实再现原作所要表达的文化身份。     

从霍译《红楼梦》解构译者的“他我”

译者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的定位对翻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论文试图通过对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所翻译的《红楼梦》的译文分析,解构其译者身份的第二自我——“他我”,以期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产生一点启示,促进中西文化良性互动。     

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翻译的文化逆差

文化全球化容易造成弱势文化发生文化移情。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由于秉承了特有民族文化心理，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译者往往会经历一种内在的、不自觉的文化移情，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译者则往往作文化负移情，这两种文化移情直接表征在翻译策略甄选的趋同性上。跨文化交际的文化移情也导致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文化逆差：文化信息交流的不公平、不平等，文化身份的失语、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