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文化视野·学科间性·知识批判——当代美国文化诗学简论

文化诗学是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思潮和批评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一种显学。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具有一定的学术原创性。当代美国文化诗学以其学术开拓性、创新性和前沿性显示出自身特有的学术魅力,越来越受到我国当代文论和批评界的关注。     

"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列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文化诗学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把文化诗学引入华文文学批评,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     

从社会批判到文化祛魅:文化唯物论视角下的文化诗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关系是文化诗学谱系研究的重要部分.新历史主义对文化唯物论既有社会批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文化诗学的理论创建:文化与社会的批评理念是两者方法论的理论契合点,"借古讽今"与"以今参古"的批评指向是研究旨趣的分歧点,而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批评范式则体现出两者理论建构的不同诗性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研究获得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诗学新起点.     

美国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

新历史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实践,是一种对历史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注意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否认有真正的客观的历史,而只有站在统治者角度的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文学和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印证的"互文性"的关系,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本文就英美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进行阐述,旨在分析其批评范畴以及其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诗学等发展阶段,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反思和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诗学”,即以“社会身份新疆界说”为基础,把文化批评与文学审美相结合,将取代性别诗学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向.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