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资源要素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基于我国2012-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探究数字经济、资源要素配置和城乡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且在高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水平以及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鉴于此,各地区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城乡协调发展;依据地区特色和优势,制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化策略;推动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物质层面富裕与精神层面富裕构建家庭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且对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高经济活力,进而推动居民共同富裕,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呈现正U型关系,并且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能在经济欠发达、教育薄弱地区取得更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基于富裕、平等和共享协同的视角

从系统观念出发阐释共同富裕内涵并构建与测度了包含富裕度、平等度与共享度子系统的共同富裕指数,深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均显著提升了富裕度、平等度、共享度,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同稳健性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共同富裕子系统的综合协调与良好耦合,体现了从系统视角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更大,存在随时间递减的时变特征,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效应依次由大变小。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2 145个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分析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调节变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农地流转能够显著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为负且不显著;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多维影响：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我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总量、结构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显著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分地区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具有抑制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则具有促进效应,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及就业质量的影响在所有地区均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建议,中国应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及产业转型的就业预警监测体系,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拓展就业空间,加大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力度以优化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而数字经济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于2013—2020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根据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位于全国末端;耦合协调度从失调阶段逐步转向协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要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布局和发展模式,将数字经济纳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打造经济示范区、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以提升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应,并从要素错配角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上。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外溢性,并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     

数字经济与区域异质性创新——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创新的内在本质,对创新行为、创新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作用机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异质性创新的影响等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研发支出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并且数字产业化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产业数字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和沿海地区创新的正向效应显著大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而西部地区将发明专利转化为新产品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效率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计量与QCA分析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NCA、QCA与计量方法,从“信息化”“互联网”与“数字交易”三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提升具有长期显著影响;共同富裕水平高组态有三条驱动路径,即“信息化—互联网基础”推动型、“信息化—数字交易基础”驱动型、“互联网—数字交易”引领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交易是东部地区发展的核心条件;信息化基础在数字经济起步较晚的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据此,要完善数字经济要素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大力推动数字交易、强化市场引导与专项扶持。     

数字经济赋能下区域经济碳脱钩效应研究——基于脱钩理论的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市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利用脱钩模型测度区域经济碳脱钩水平，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碳脱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经济碳脱钩水平不断上升，东北地区存在较大碳脱钩阻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和北部地区逐级递减；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能源结构优化是数据经济促进经济碳脱钩的重要机制。未来国家应更加重视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东北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人才、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应适当引导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向西部、东北地区流动，发挥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防止数字技术在区域上的脱节；鉴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还需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和能源革命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对贸易流转加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首先从降低贸易运输成本、管理成本,实现数据共享和推动跨境支付等方面,阐释了数字经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域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这一结果在改变样本量、滞后控制变量及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以及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更强;信息透明度在数字经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投入水平,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等政策建议。     

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针对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问题，剖析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测算并分析地区基尼系数的发展趋势及地区差异，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2010—2018年中国年均基尼系数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收入差距最小的是东北地区，其次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为严峻。(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数字经济每提高1%,将显著促使人均收入提高0.053个单位，基尼系数显著降低0.046个单位。(3)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各区域人均收入水平、缩小各区域收入差距，且影响效果呈现为低收入组优于中收入组优于高收入组。(4)时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两个阶段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在第二阶段的推动效果显著高于第一阶段；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在第二阶段显著为负。(5)机制检验表明，增加个体就业机会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数字经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据此提出通过创新驱动攻克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加快打造数字基础设施、警惕数字鸿沟风险、加强数字领域监管等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数字经济、市场化水平与农民增收

【目的/意义】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农民增收是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乡村振兴、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设计/方法】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基于2011～2020年240个地级市的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论/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实现农民增收，但存在“边际递减”的增收效应，需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宜政策。东部和东北部的增收效应大于中部和西部，并且会受到是否为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影响，因而需因地制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效力。市场化水平是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催化剂”，数字经济能通过推动市场化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总之，要利用好数字经济，搭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进而实现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之目的。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无明显的影响,这种中介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反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