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调查的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地流转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农地流转是农户具有方向性选择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按流转方向可分为转入与转出.为探讨不同流转方向的农户农地流转特征差异,以广州市番禺区467户农户调研数据为例,分析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特征,并探讨不同流转方向下的流转价格影响因素。研究认为：①番禺区农地流转的特征在不同流转方向下具有一定差异,其中转出率高于转入率,转入规模大于转出规模,北部的转入和转出率均稍高于南部,但在流转价格、流转年限、契约方式、流转难易及交易时间等方面则差异不显著。②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不同流转方向下的农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转入模型回归效果比转出模型回归效果好,其中流转方式及流转花费时间两个因子在不同模型中的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农地流转由于存在转入与转出方向的不同,流转特征会存在一定差异,开展该方面的研究应区别对待。     

功能区定位约束下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以湖北省武汉、孝感的832个农户为例

以湖北省武汉、孝感的832个农户为例,运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状况及影响农户流转决策的关键因素,探寻促进流转市场建设的差别化激励措施。结果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农地流转市场活跃度与生态功能区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调研农户农地流转率依次为50.73%,70.50%,28.94%。(2)农地流转市场活跃度较高区域租金水平及非农就业率对农地流转起主导作用,农民生计转型依赖于收入水平能否满足家庭需求;活跃度较低区域家庭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起主导作用,农户流转意识相对薄弱。(3)重点开发区受无收入成员比重、非农就业率及规划管制影响显著,农地转出市场活跃;农产品主产区受男性劳动力比例、就业率及收入水平影响显著,小农经营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生态功能区受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非农就业率及收入水平共同作用,适宜发展生态农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探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对促进山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武陵山区三个典型区县563份农户调查数据,分别从规模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即规模转出和规模转入的角度,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的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山区农地流转现象普遍,但规模流转不发达;(2)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促进农地的规模转出,影响山区农地规模转出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农户对耕地处置的可能选择以及耕地资源禀赋特征;(3)山区农地的规模转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投资效应,有利于提升农户的规模转入意愿;(4)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大于转入意愿,实际的农地流转规模取决于规模流转的需求,即规模转入。因此,规模转入需求的不足及大型经营主体的缺乏是造成山区农地规模流转不发达的直接原因。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出台有效的政策吸引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培育山区规模种植大户,促进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政策建议。     

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中的意愿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文章先从农地农用价值、农地转用价格和农地社会保障功能3个方面分析了农地所有者在面对政府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时的主观判断,选取了武汉市周边的农户样本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该区域内大部分农户在面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时大多倾向于保有农地。文章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培育农地所有者的市场主体地位,鼓励其参与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是保障农地所有者利益及今后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应当努力的方向。     

河西走廊中部山丹县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规模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利用河西走廊21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了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的土地规模经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36.57%的农户有土地规模经营意愿,31.48%的农户希望缩小规模,25.93%的农户保持不变;农业经营者妇女化和老龄化、较高的非农收入比例弱化了规模经营意愿;优惠政策有助于推进规模经营;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是技术基础。     

不同城市化水平地区农户农地收入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户的问卷调查

用SPSS13.0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均值比较方法,对浙江省不同城市化地区的农户农地收入比重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城市化不同,农户农地收入比重不同,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收入比值的平均值低于城市化程度低的地区,但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收入比值标准差大于城市化低的地区,其中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不同导致农户兼业时间不同。提出要创造条件促进资源集中型农户兼业化,使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效率得到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机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从影响农户收入、就业、生存等方面的因素出发,以市场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构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驱动机制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24个省份的农户农地流转数据,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模型,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入和农地转出两个层面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是通过农户自身特征、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等方面的传导,对收入、就业和生存对农地流转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和劳动力数量)、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农业依赖程度和区位条件对农户土地流出有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商业保险、地貌类型对农户土地流出有正向影响;影响农户土地流入的因素只有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地貌类型、农业依赖程度对之产生正向影响。     

基于农民意愿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地流转对策——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证分析法研究影响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从总体上看,对农户农地转入、转出意愿影响显著的共同因素有年龄、不同农地用途、流转补贴,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促进农地流转必须重点考虑农户年龄、农地用途,分别合理设计相应的流转补贴政策;影响农地转入意愿的因素相对较多,不仅包括农户自身情况、家庭情况,还要考虑要素禀赋以及农地流转补贴、中介作用等因素,而影响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相对简单,转出农地的现实性相对较大。根据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非规模经营户和规模经营者农地流转意愿,分类制定合理有效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是促进农地流转的关键。     

村庄环境、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 ——基于全国百村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农地流转对村庄环境和非农就业的影响仍缺乏精细化考察。基于2014—2015年我国13个省份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村庄环境对农地流转具有多重影响。经济发达的村庄不仅农地流转更活跃,且更容易吸引外来农业投资;制度化的确权颁证能够促进农地流转,现实中的土地频繁调整虽会抑制农地转入,却促进了农地转出。(2)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影响的路径和强度因就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自雇型和远距离外出务工的效应强于受雇型和就地就近非农化;外出务工者对老家的汇款显著促进了农地转出,但对农地转入并无积极作用。     

基于生计视角的异质性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研究

对重庆市贫困与生态脆弱区的云阳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376 户农户调研基础上, 将农户划为纯农户、农业主导户、非农主导户和弃农农户, 基于生计视角对农户转户退耕决策进行了解释。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农户兼业普遍, 兼业是农户重要的生计策略;从纯农户到弃农农户, 农户生计资产依次递增, 尤其是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②随着兼业程度提高, 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多元化。纯农户生计高度依赖土地;农业主导户开始选择非农兼业;非农主导户生计多样化指数最高;弃农农户生计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③生计是影响农户转户退耕决策的关键因素:纯农户生计资产匮乏, 决策受政策导向明显;作为理性经济人, 对土地经济收益的依赖使农业主导户转户退耕意愿不明显, 对政策响应平淡;非农主导户将权衡转户退耕的补偿与损失, 政策响应模糊;弃农农户资产丰富, 对转户退耕决策响应积极。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和可持续生计视角, 本文提出了理性政府行为的3 大对策, 即:建立转户退耕的社保及补偿、激励机制;基于农户生计视角, 实施各种工程措施及惠民政策, 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元化;针对不同区位的农户实施差别化的政策。     

退耕还林对岷江上游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英文）

退耕还林的目标之一是减贫,因此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研究了退耕还林实施13年以后,该工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四川省岷江上游2012年329个农户的调查资料,结合分位数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退耕还林的当前影响。同时,比较了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的社会和人口学特征。结果表明,退耕户和非退耕户的社会和人口学特征不存在明显差别。2012年,退耕还林对各个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都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对减贫没有产生明显影响。这说明,到2012年岷江上游退耕还林工程已经不能明显增加农户的收入,建议调整实施方案以兼顾生态保护和扶贫。     

异质性农户土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与政策建议

建立异质性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分析基础,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和河南省调查数据,明确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信贷市场约束是纯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转入土地的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规避就业风险和争夺土地租金是非农户和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转出土地的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土地控制权偏好与生存预期造成中年、老年农户竭力排斥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不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保护农业与有效管理兼业农户、非农户的责任缺位。     

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空间发展、发展效率、城乡统筹8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年成渝地区13个城市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成渝地区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价,应用典型相关分析探讨成渝地区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区域内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差距明显,空间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成渝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大类型区:高质量类型区、质量较高区、质量一般地区、质量较低区。成渝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度地域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经济、人口、基础设施是成渝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土地精明利用的城乡统筹系统调控

为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在界定城乡统筹系统概念、界面和性质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应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并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提出土地精明利用调控城乡统筹系统要素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城乡统筹系统的界面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面、城乡统筹前后的界面和城乡系统间的界面;影响城乡统筹系统的主要因素有城乡现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其中城乡现实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农户意愿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政府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引力;以土地为纽带,利用“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工具,通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利用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消除城乡系统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达到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生活殷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的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经济补偿是破解耕地保护外部效应外溢的有效途径。耕地非市场价值是耕地保护外部效应的核心,合理评估这部分价值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条件价值法对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对712 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表明：① 生态脆弱与贫困耦合地区居民对耕地保护及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经济、文化、社会、政府、心理等因素影响到民众的认知水平。② 农户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率达到76.77%,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率仅占到64.87%。受访者往往将耕地价值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结合,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经济人而非理性社会人。③ Probit 回归与Logit 回归分析表明,经济社会特征对受访者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收入限制成为影响农户决策的主导因素,而捐赠历史与耕地保护认知成为影响城镇居民决策的主导因素。④ 农户与城镇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157.92元/(户·a) 和206.28 元/(户·a)。受访者单位耕地支付意愿为607.65 元/(hm²·a),最终评估出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约为104.26×10⁸元。     

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利用Tobit-ISM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影响因素,进一步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结果表明:70%的农户具有生态耕种意愿,但仅部分农户发生了采纳行为,证实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农户态度、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相互交流和自然资源状况对悖离度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非农收入比重则具有正向影响;通过ISM模型分析农户态度、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状况是表层因素,生态耕种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是中间层因素,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非农收入比重、相互交流是深层次因素。     

中国西部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的关系检验——以青海省为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问题长期存在,已经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构想,如何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做好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值得认真研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在时间序列因果关系检验方面有很多优点,有助于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用它来考察我国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论文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作为考察对象,以青海省为例对我国西部地区城乡差距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时间序列的协整性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青海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城乡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在西部实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策略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对完善农地整理绩效评价和农地整理政策意义重大。依据湖北省3个县(市、区)的188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是影响农户流动资本投入意愿和固定资本投入意愿的关键因素,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度越高,其流动资本投入意愿越弱,固定资本投入意愿越强;(2)农地整理的效果在不同土地规模、不同年龄和不同兼业类型农户中有所差异,土地规模大、非老龄、纯农户以及第一类兼业农户的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更强。     

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多源、多时段的村级农地流转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转规模呈跨越式增长,经历快速增长和短期减速增长两个阶段,流转速度受土地政策影响较大;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布由随机转向集聚,高高集聚区由主干道沿线转移至以农业为主的平原街镇,低低集聚区由不显著到集中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街镇;② 控制自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发现流转主体、流转用途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建议清楚把握农地流转时空演化特征,合理选择流转主体和流转用途,以优化大城市近郊的人地关系,促进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