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产业区位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知识技术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产业空间分布也出现崭新的格局,不仅区位因子发生了变化,而且以最小成本、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传统区位理论和集中、大型产业布局模式也被新的区位理论和复杂的产业布局类型所取代.为此,学者们掀起了新一轮对产业区位的思考和探索.本文从区位因子、区位理论以及实证研究方面,综述了1980年以来产业区位研究的新进展,重点回顾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产业空间理论对产业区位的阐述,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信息时代的企业区位研究

信息化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许多理论和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信息化对传统区位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赋予其的新活力.本文首先分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对企业区位因子的影响,然后深入探讨信息技术对企业区位产生影响的机制,最后通过美特斯邦威案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信息化逐渐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之一;同时,信息化也对其他区位因子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传统物质区位因子的弱化以及带来新区位因子作用的不断突显.在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区位再选择的过程中,“时间成本”是决定新区位的核心机制.     

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区位形成悖论的理论阐释及其实践意义

产业区位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产业组织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产业区位的形成出现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即在全球尺度上区位选择的分散性和区域尺度上区位选择的集聚性,并且本地产业也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集聚,形成了传统的区位理论无法解释的悖论.作者运用产业区位形成的要素变化理论、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理论以及全球化下的本地化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试图为现代产业区位的选择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几点启示.     

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公共设施科学配置、合理布局、实现效率与公平最大化是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公共设施区位理论深受地理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综述类研究缺乏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体系的全面探讨,同时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相关研究进展关注较少.本文一方面通过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与传统区位论在区位选择目标、决策主体、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对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理论予以归纳;另一方面首先基于Deverteuil的综述研究简要阐述创始阶段、数量、后数最时代西方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及局限性,尔后从多设施、多目标复杂区位模型、空间可达性度量、规划决策支持系统等角度重点评述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最新研究进展,同时对国内公共设施区位相关研究进展予以简要介绍;最后在厘清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从统筹城乡公共设施配置、多种设施协同布局、区位决策因子多元化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顾及企业注册地址的区位理论研究

区位理论研究长期忽视作为企业基本属性的注册地址并将其与企业实体位置混淆的做法给区位理论带来挑战和发展机遇。本文回顾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有限研究,阐述注册地址作为新区位主体、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以及该现象背景下区位分析的新逻辑等内容。研究表明：注册地址是企业法律关系缔结和实现的基点,具有虚拟性和唯一性的特征,其区位主要受税收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注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发展前景,并影响地区的财政收入、形象等。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的分离现象已较为普遍,注册地址分布在自贸区、开发区等具有政策优势的各类经济区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比例高于企业实体。该现象尽管使企业可以兼顾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促进市场活力,但对地区发展、政府部门监管以及企业自身也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存在分离现象促使传统“企业”的一元区位体系调整为“企业实体-注册地址”的二元区位体系,而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之间的“黏力”使得未来区位理论研究不仅要辨析区位主体是企业实体还是注册地址,而且在分析区位影响、区位因子、区位迁移等内容时要区分两者的位置关系（重合或分离）,意识到不同关系下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产业集群

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传统区位理论早在20世纪初即已开始从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考察产业集聚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与产业集群有关的企业网络、新产业区、区域创新系统等问题受到关注.至于新经济地理学,则是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及其动力进行模型化分析的.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多角度转向也相应带来了产业集群研究的多元化特点,因此,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应结合这一特定背景,以经济地理学(包括新经济地理学方法)为基础,结合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而形成并突出集群研究中的中国特色.     

高新技术产业区位研究进展综述

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具有对知识和技术创新高度依赖、产品生命周期短暂、边际效率递增等特点,表现出与传统产业不同的区位要求和空间逻辑。为了更深入地认识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和空间特性,该文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理论基础、产业区位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已往研究存在的不足,探讨今后高新技术产业区位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形成的区位因子分析

高技术产业发生空间聚集是一种重要的新经济的地理现象,空间上细分,这种聚集进一步呈现形成产业专业化的产业带或者产业区具有专业化特征的产业集群。在首先讨论聚集与集群概念的基础上,指出了高技术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有赖于产业集群。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关于产业聚集区分布的区位因子,发现这些因子包括人力资本、知识环境、气候环境和商贸环境。并对这几个因子进行了量化,对此建立模型,验证了这些区位要素对高技术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聚集是产业、资本、人口向空间的集中。产业发生聚集的区位因子包括知识溢出环境、人力资本聚集、气候环境、商贸环境、交通环境与供应链环境。②在6个区位因子中,知识溢出环境、人力资本、气候条件是高技术产业聚集区形成的决定性区位因子,交通条件、供应链环境、商贸环境是高技术产业聚集发展的辅助性区位因子。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交通条件、供应链环境、商贸环境成为控制性因素。     

战略性区位理论及其发展

从构成上来说，区位理论包括非战略性区位理论和战略性区域理论两大体系。与非战略性区位理论不同，战略性区位理论将其分析置于区位主体的战略互动行为的基础之上。战略性区位理论的发展源于霍特林对策模型。多年以来，围绕霍特林模型的各种讨论和对该模型的诸多修正，促使战略性区位理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对于城市经济现象，战略性区位分析可以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我国彩电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

产业区位的形成受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多重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影响我国产业布局的资源、交通条件等传统因素作用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建设等新因素明显地改变着我国的产业布局。本文分析了我国彩电制造业30余年的产业空间转移,阐述了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开放度低的配给制经济向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国际化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影响彩电制造业空间分布因素的变化。     

上海市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化及区位因素

在总结上海外资研发机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其空间布局演化规律及区位因素,可为城市空间规划与研发产业布局提供借鉴。结果表明：①全域分散化趋势明显：距中心城区10~20 km范围的近郊区是外资研发机构分布的峰值圈层,随着时间推移,分布点向外围圈层扩散,中心城区集聚的倾向不显著。同时基于街道和区县统计的空间差异性逐渐缩小,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化。②局域聚焦特征显著：在不同方位形成少数不同等级的集聚区,即“张江—金桥—外高桥”东部集聚区、以漕河泾为主的中部集聚区、“紫竹—莘庄—闵行开发区—松江工业区”西南集聚区、“安亭—嘉定工业区”西北集聚区。从时序上看,这种多极引领的簇群式空间组织模式相对稳定,其中张江、漕河泾和紫竹园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同时集聚区交通指向性明显,依托主干道与地铁交通网形成互动联结。③计量回归结果表明,传统区位因素(地租成本、交通通达性、资源要素)、集聚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资研发机构区位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规模机构影响有所差异。归结起来,上海外资研发机构的空间演变机制亦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作用机制。     

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与浙江实证

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工业企业区位与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分析——洛阳市大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案例剖析

工业企业区位和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关系是地理学综合性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协调工业区位选择与城镇体系布局,促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空间关系上形成良性互动,现实意义重大.在初步探讨了工业企业区位与城镇体系布局空间耦合的价值和一般过程的基础上,以洛阳市为例,讨论了不同时期内洛阳市工业布局指向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以部门和典型企业走访、企业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重点调查大型工业企业近期研发和管理、核心生产、配套企业等生产链不同环节的布局区位指向,分析其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基于企业近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取向的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同城镇体系空间组织模式的耦合关系不尽合理,这不仅对城镇体系的完善、也对工业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基于此,提出符合城镇服务功能最大化的城镇体系布局意向及其对工业发展区位的期望,分析了在符合企业意愿和政府作为的基本前提下,引导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向距离中心城市30 km县城集聚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从中心城市与县城的快速通道建设、政府补贴弥补土地价格差价、提高县城的公共服务支撑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为城镇体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980年以来我国城市商业区位研究述评

总结了1980年以来我国城市商业区位研究的进展。将我国商业区位研究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即以商业地理学及城市商业区位为主的宏观研究阶段,以城市商业网点区位及商业活动空间结构为主的中观研究阶段,以大型购物中心、百货店、零售店区位等为主的微观研究阶段,分析了各个阶段对应的研究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对近年来城市商业区位研究新领域:信息化背景下商业区位、轨道交通影响下的商业区位、微区位理论、外资零售企业区位、社区商业布局等进行了概述,总结出我国商业区位研究存在的重实证、轻理论等问题,并对未来商业区位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路。     

关于老工业基地淄博市工业区位变化的地理学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飞速进步的影响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老工业基地内部出现了新的工业区位并形成了新的产业集聚区。引起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淄博实地调研为基础,分析了这种变化产生的动因。淄博市新工业区域的形成从一个侧面说明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潜力。在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大量非公有制的企业繁衍成为淄博工业发展的内动力,引起工业地理格局的变化。自然资源对工业区位的吸引力下降,专业市场区位的重要性上升,在淄博市的工业空间动态中反映也很显著。此外,政府因素和交通区位仍然起重要作用。企业在新工业区位的繁衍和集聚是老工业基地的活力所在,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Spatial Mismatch and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irms in Urban China

Stud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conducted mainly at interregional and interprovincial scales, and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traurban scale where location decisions of foreign firms can differ from domestic fir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raurban loc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firms in Suzhou, a city experiencing rapid globalization. We have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ICT firms in Suzhou exhibits distinctive spatial patterns characterized by a geographically based, institutionally created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firms. Foreign firms are concentrated in nation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the east and Suzhou New and Hi-Tech District in the west—whereas domestic firms tend to agglomerate in the inner city and the provincial-level development zone in the north. Poisson and negative binomial analyses further reveal that the locations of foreign firms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to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derived from the stock of foreign investment rather than domestic firms. The case of Suzhou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ese cities face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embeddi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交通发展区位测度的理论与方法

交通建设所引致的区位条件改善对促进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和地方经济发展,重塑区域空间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交通区位的测度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及新技术、新模式、新因素和新业态的出现,地方传统区位条件被重构,个人出行理念和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① 交通区位的测度逐渐从依托空间位置和交通设施发展水平的传统地理区位扩展到依托网络连通性、可靠性与出行便捷性的“流空间”新区位;② 研究对象从关注不同地方的区位特征扩展到关注群体出行规律和个体行为差异的微观区位选择;③ 研究内容从交通设施网络的可达性扩展到基于“门到门”的全链条出行服务;④ 大数据挖掘技术和GIS-T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交通区位的测度朝着更加精确化和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上海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互联网经济转型和信息技术浪潮下的创新创业活动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论文利用上海互联网新创企业数的截面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互联网新创企业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互联网创业在2010年后进入活跃期,行业分布与全国创业形势及上海产业导向相一致。② 空间演变上,整体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异特征,企业高度集聚于中环线内的同时向郊区中心镇和新城扩散。中心城区企业集聚强度不断增强,集聚规模由4.5 km扩张到6.5 km;在空间上由相对均衡向多中心集聚的形态演变。黄浦-静安-徐汇片、五角场、陆家嘴、张江和漕河泾等5大核心集聚区以其特定的资源优势获得互联网新创企业的青睐。③ 孵化环境、生活环境、商务环境、投资环境等构成互联网创业活动的外部环境需求;产业集聚、技术因子和土地价格等对互联网新创企业区位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