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哲学维度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高度契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作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建立在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民本与民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认识前提,廉政与廉洁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谋求的政治生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其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儒家传统“礼”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传统“礼”通常被用来教化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治理和服务国家统治。儒家传统“礼”不断接受洗礼,历经“礼”的萌芽与形成,“礼”的完善与宣扬,“礼”的传承与创新,其蕴含的进步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个人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公民优良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石;从社会层面,儒家传统“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当代和谐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从国家层面,儒家传统“礼”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借鉴。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要对儒家传统“礼”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根植于民,坚持以文化人,培育民众优良品格;理路并举,坚定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和谐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试析《资治通鉴》四维视角的治国理政思想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从"才"、"礼"、"仁"、"信"四维视角系统阐述了治国理政思想。"才"——"任官以才"、礼——"立正以礼"、"仁"——"怀民以仁"、"信"——"交邻以信"。《资治通鉴》中治国的为政之本、为官准则、处事态度、民族政策等论述,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我国的治国理政体系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在儒家道德体系中,诚信是个人修身立德之本,是与人交往和从事职业活动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为政者治国理政的关键。儒家诚信思想具有情感性、等级性、道义性、自律性的特征。应当充分认识儒家诚信思想的内在价值,促进儒家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加强个人诚信建设,培育公民的诚信人格;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构建诚信社会。     

先民理想国:商、西周治国理政思想借鉴研究

商、西周的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有文字可考以来的治国理政历史源头,对我国当代进行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从天命、祭祀与礼仪、少数统治及其维护三方面尝试进行比较,并基于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历史源流分析和文本阐释.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李传书在《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儒家篇》中认为：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是儒家的治政原则。儒家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爱众”。在这个总纲领导指导下，儒家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认为君轻民...     

论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与体系化——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和坚固支撑

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需要科学性与体系化为之提供坚实基础和坚固支撑。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在于其内容的真实来源、观点的现实蕴涵、方法的唯物辩证,这从它奠基于科学理论、应和着时代需求、追随着实践脚步、呼应着现实问题、反映了人民意愿几方面得以体现。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系化,在于其包括众多观点与论断、涵纳一系列论述和内容,通过明晰目标方向、指明正确道路、确立科学理念、构建战略体系、拓宽实践途径、强化条件保障,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性,赋予治国理政思想以理论自信与真理力量;体系化,体现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魅力与综合效能;科学性与体系化的有机统一,使治国理政思想站在了当今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论老子贵身治天下的思想通于礼的治国论

老子本是礼学专家，其人其学与礼学不无关系，在讨论老子政治思想时，不能忽视这个实实在在的文化背景事实。老子贵身论与礼教孝道中的重身思想积淀有相同之处；老子“以正治国”、推身及政思想与礼学治国以礼的人治内涵实有汇通之处。老子政治纲领体系以祭祀为支点，这是三代礼制传统的意识形态反映，与各路礼家都以祭祀为治天下的意识形态论完全一致。     

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同时也找到了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贪腐整顿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整风和整党运动,从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党的廉政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的完善成熟。全面总结党的廉政建设经验,明确党的领导为核心,夯实思想教育为基础,筑牢制度建设为保证,紧抓权力监督为关键以及营造文化氛围为导向,对于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由“虚”到“实”的根本转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着重要的经验借鉴。     

论网络营销中的卖萌式策略--以淘宝网为例

卖萌式营销是将卖萌策略运用到虚拟空间中的一种新营销手段。近年来,形式新颖的卖萌式营销受到了广大网民的青睐。以淘宝网为例,制造“萌点”的方式可以从店铺的设计、文案创作、客服和售后着眼,在社会化营销的大环境中,多平台整合营销成为淘宝卖萌式营销延伸出去的关键;同时要看到,卖萌式营销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其市场偏向于年轻群体,不能在所有商品或品牌中照搬。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沈佺期诗歌之“风神”

沈佺期对于律诗的贡献历来备受称道,其诗歌的“风神”却很少被人提及。作为初唐的一代宗师,对其在律诗的造语及意象选取方面（即“风神”）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通过文史胡互证,来展现其诗歌独出机杼,自成一家;字法灵活、句法宏赡、章法有度、律法巨细,靡不工整谨严,于言外象外给读者以无限的想象,被李白和杜甫等名家广为借鉴,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利益冲突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利益冲突是腐败的诱因,腐败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因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源头治腐的重要途径。基于预防腐败,整合廉政制度体系,密切党群关系,克服行政伦理困境的需要,必须大力推进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推动防止利益冲突由“党内法”走向“国家法”,注重配套制度的衔接与耦合,健全监督制度并加大惩治力度,开展廉政伦理教育培训,分别构成了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方向、基础、抓手和保障。     

于谦与廉政

于谦是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又是廉政的楷模。儒家传统教育是于谦靡政的道德基础;务实为民是于谦廉政的根本大事;公忠爱国是于谦廉政的最高目的。     

强化行政监察建设廉洁政治

行政监察作为一种专业性的监督模式,对廉洁政治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立法、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行政监察在廉洁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存在掣肘。因此,通过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体制,建立健全行政监察法律体系,完善行政监察运行机制,强化行政监察的功能,是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的关键和有效途径。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意识形态:历时性递进与共时性互构的集结——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研究"意识形态",需要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思维。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表现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集结,其经历了"意识的理论产物""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历史的最高统治"三种表现形态的递进式发展。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特殊表现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两种世界观基础的对立以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多种表现载体的共时互构。这一集结突出了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具有"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对于今天日益分化的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演进发展的规律性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演进发展必须遵循客观的发展规律。纵观其演进发展的历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总是按照特定社会的战略需要,秉承“宏观驾驭”和“战略导引”的基本理念,在引领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变革,在化解社会矛盾中不断跨越,在导引人的思想发展中不断升华。其具体表现为：方法目标在引领思想政治的变革中更新,方法价值在引领伦理道德的发展中提升,方法内涵在引领文化思潮的演化中创新,方法取向在把握舆论导向中超越,方法内容在完善协调机制中深化,方法理念在人的思想觉悟进步中提升,方法机制在人的思想结构优化中完善,方法途径在人的思想功能拓展中多元。其演进发展的每一环节都体现着一定社会的客观要求,体现出“战略制导”的必然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