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2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 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 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 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 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纯农型；贫困农户则为兼业型＞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纯农型。因此，开展农户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对于农户减贫、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石羊河流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多样性分析

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政策的深入落实,流域内农户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基于对农户生计活动现状的统计描述,依据可持续生计资本框架理论,利用因子分析法建立上、中、下游各区域农户生计资产存量的评价模型,就全流域三大区域共992份样本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和生计资产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并作分区域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全流域农户生计均呈多样化趋势,山区、平原区和沙漠绿洲区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别是:2.00,2.74和2.61,说明流域内农户生计多样化程度普遍偏低但各区域差异明显。(2)因子分析表明,受政策影响农户所拥有的各生计资产存量发生了转化,相比其他区域,绿洲区农户拥有的生计资产存量最多,主要反映在自然、物质和社会资产上,平原区次之,山区以较大差距排在末位。(3)政策扰动下各生计资产存量的差异对不同区域农户多样性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比较三大区域农户多样性生计活动和家庭生计资产存量,探讨了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的关系,从农户生计的视角客观系统地总结和评价了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识别政策落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今后流域治理工作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建议政府围绕农户生计资产的薄弱环节进行投入,以提高农民的生计资产存量;农户要优化生计组合,利用优势生计资产实现多样化的生计转型。     

石羊河流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是影响其选择有效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基于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度指数,分析了石羊河流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特征,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农户对气温的感知比较准确,但对降水的感知出现偏差,农户对干旱、沙尘暴的感知强度明显高于其他气象灾害;（2）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较强,大部分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产生了严重影响;（3）农户感知到的气候变化适应功效及适应成本均较高,但感知到的自我效能较弱;（4）影响气候变化敏感性感知的关键因素为户主受教育水平、务农年限、气候变化信息获取渠道;影响气候变化严重性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的关键因素均为户主性别、受教育水平及与村民的交流频率;影响适应功效感知的关键因素为与村民的交流频率;影响自我效能感知的关键因素为户主受教育水平。     

生态治理下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路径、效应及机理

农户生计研究为微观尺度管窥西北干旱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选取石羊河流域样带为实地调查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生态足迹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生态治理下农户生计转型路径,评估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探究转型机理。研究结论显示：(1)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转型存在2条路径：Ⅰ型生计转型路径和Ⅱ型生计转型路径,前者主要是由传统农业主导型生计发散向传统非农型、新型农业型和非农主导型生计,后者主要是从传统非农型生计转向非农主导型生计;(2)生计转型增加了农户经济收入,降低了生态足迹,却促使流域社会结构趋于不稳定;(3)地理区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Ⅰ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认知能力是影响农户Ⅱ型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4)地理环境和政策变迁是农户生计转型的前提与起因,并从宏观尺度影响生计转型过程,而理性选择则成为农户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生计转型结果（社会-生态效应）为政策制定者和农户提供反馈,并影响农户后续生计选择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决策。     

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是理解和发展农村可持续生计最重要的途径。本文以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为例,采用PRA法进行实地调研,定量分析了该流域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因子的敏感性特征。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指数低,各类资本差异明显,且资本的转化能力弱。物质资本得分最高,其次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最低。(2)以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总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非农型资本总指数次之,但生计风险相对较高;农为主型资本总指数低于前二者,但生计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总指数最低,生计策略组合单一,生计风险相对最高。(3)生计资本及其组合差异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原因,改善生计资本的配置能够推动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和优化。不同生计策略对资本因子的敏感性亦有所差异,提高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对于尼泊尔山区农户积极参与和发展非农生计活动,合理调整和优化生计策略,减小生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

增强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不仅是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环境出发,建立了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识别脱贫农户的生计障碍。研究发现:① 从川坝河谷区、半山区到高山区,从早期脱贫到后期脱贫,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依次降低,且务工型与农工互补型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强于其他生计方式农户;② 陇南山区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比重达28.83%,高山区、传统务农型及后期脱贫户中生计不可持续农户比重较高,而川坝河谷区、农工互补型与务工型及早期脱贫户中该比重较低;③ 生计不可持续脱贫户均面临着多元生计障碍,其中近2/3的农户面临多维资本—环境阻滞型与多重要素阻滞型障碍;④ 针对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面临的多元生计障碍,需分类实施多维生计干预。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产生了严重影响,急需寻求有效的适应策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1963-2013年气象数据分析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采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① 近50年甘南高原气温呈增加趋势,倾向率为0.23 ℃/10 a,降水呈减少趋势,倾向率为-5.21 mm/10a,63.45%的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了严重影响;② 甘南高原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2.65,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适应效能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③ 甘南高原65.30%的农户采取各种组合型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尤以采取扩张+调整型组合策略的农户为多,农户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适应策略选择的最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次之,金融资本及气候变化适应效能感知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效应综述

农户生计策略变化是农户面对环境变化和自身生计资产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直接影响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农村人地系统的演化。通过对国内外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研究进展的系统阐述和理论总结,重点阐明农户生计策略内涵、可持续生计框架、生计策略变化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等方面,提出生计非农化和农业集约化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的主要趋势。最后,结合当前社会经济需求和科学研究需求,展望未来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的研究趋势。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受到核心景区、主干公路、当地产业业态成熟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 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 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 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 ——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生计间的影响关系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形式、强度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从家庭决策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迁移改变了农户发展生计的"能力",农户生计资本的状况又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这一行为变量的选择。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自然资本与其具有U型二次曲线关系;物质资本与其具有倒U型二次曲线关系;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其具有正向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是对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基础的丰富及应用领域的拓展,又为研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留守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劳动力转移的行为和经历对贫困农（牧）户的生计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留守家庭成员进行新的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资本变动和要素约束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户进行着不同的生产决策,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以甘南牧区为例,通过解析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总结典型的劳动力转移农（牧）户家庭主要的生计策略模式,揭示了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关系,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结果表明：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劳动力转移的外出时间、务工去向与转移劳动力工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这可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促进当地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