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天的”负面立场表达功能及其形成动因

“（这）一天天的”本身是作定语修饰后面的句子成分，而在口语互动中可以用来表达言者的负面评价。本文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分析了“（这）一天天的”的话语功能，指出该构式可以表达抱怨、责备、批评等态度，既可以出现在话轮起始位置预示负面立场，也可以出现在话轮中间、末尾强化负面立场，还可以独立形成一个话轮，表达言者的负面立场。文章还从互动的视角分析了其规约化成因，认为具有立场表达功能的“（这）一天天的”在交际互动中塑造，受到礼貌原则的驱动，在句法位置游移、韵律、语境吸收等多种因素的互动中形成。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副词“总算”的语义演变及产生机制

主要探究副词“总算”在每个历时阶段的语义演变情况及对应的生成机制,并尝试分析“总算”表述语气的来源等具体情况。研究发现：（1）唐初至清初“,总”和“算”构成的短语由“总共计算”义演化出更抽象的“归结性质”义和“归结事件结果”义,典型格式分别是“总+算+数字”和“总算（是）NP/VP”“、总算VP”。演变动因是隐喻机制、主观化和重新分析。（2）清中后期至今“,总算”的主观化加深,言者存在被凸显,在语用推理作用下“,总算”的“归结义”进一步虚化,成为言者表述语气的手段。（3）副词“总算”表述的语气与评价对象在言者预期范围中所处的位置紧密相关“。总算”表述的语气是一个积极、消极情感交织的混合体,两种情感分别来自与预期上限和预期下限的对比。     

新兴“谓词性成分+子”结构探析

新兴“谓词性成分+子”结构表示言者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属于评价态度标记语，句法功能多样。该结构来源于百度贴吧，其中大部分“谓词性成分+子”可以扩展为“谓词性成分+的样子”。当“样子”充当语用标记时，二者的句法、语用功能相同。“样子”前定语的性质、感叹标记“好”的修饰和“样子”的语义泛化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动因。     

中美大学生英语议论文中立场表达的比较

话语立场反映言者对命题内容的主观意向。基于中国和美国大学生议论文语料,从形式、语义、归因、位置四个方面比较二者立场表达的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整体上过度表达立场,尤其是立场（半）情态动词、介词短语、状语子句过度使用,立场词汇贫乏,在句中位置不够灵活,过少表达认知来源或角度,主观立场过多,文章主观性强,有悖于书面语特征。     

再议规约含义与会话含义的差异与共性

含义是话语中传达出不同于命题意义的内容,从语境及语言形式出发,可分为规约含义和会话含义。规约含义附着于特定的语言形式,并以“所言者介入”为实现条件,显示出附着性和规约性的特征。会话栖息于交际双方的语境,不同或临时性的会话含义产生于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具有语境依赖性、语境共识性、语义动态性等本质属性。     

“最好”的词义演变与主观化

现代汉语中的“最好”既是一个形容词性短语,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表示言者主观情态意义的语气副词。“最好”的词义演化是语法化过程,同时也是主观化过程。主观性的不断加强是该词词义演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最好”的演化过程还伴随着它在句子中位置的左移运动。     

英汉听觉动词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

拟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尝试从隐喻化-主观化角度来探寻英、汉语中“听”-“听从／听取”-“听任”;“不听”-“不听从”-“不允许”语义转移的产生机制及理解机制,以求增强我们对于语义相关度与语义变化的普遍理解。同时提醒人们不应忽视与作为共性的隐喻化-主观化过程共存的各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差异性调节。     

英语名词非规约性句法语义的认知研究 ——基于非范畴化理论的阐释

以语言非范畴化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英语名词非规约性使用的句法语义表现,主要体现在英语名词可数性的转化、形容 词化和副词化。英语名词在非范畴化后,其在语义、句法等范畴属性上发生改变,呈现新的语法功能。作为非范畴化的工作机 制,转喻认知促成名词非规约性使用的认知处理和语义构建。非范畴化作为一种思维创新方式和认知过程,是名词非规约性 使用的内在认知动因,而追求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则是其外在的语用动机。     

新闻标题中的热门词“给力”

热门词“给力”的构词要素“给”、“力”是汉语的基本词汇.“给”和“力”组合成词后,“给力”的语义引申和功能兼容是其得以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给力”经历了“动词一形容词一感叹词一话语标记”这一发展过程,“给力”的语义链表明:“给力”的语义发展既是一个语法化过程,也是一个主观化过程.     

主观化与Be sure to结构的主语属性

主观性是人类语言的一种自然属性,主观化则是体现主观性而形成的相应的结构形式。通过运用否定式、附加疑问句、嵌入句、分裂句和假分裂句等句式转换方式对be sure to结构进行考察,发现该结构在句式转换过程中,均发生了命题的变化,就是说,该结构不能进行以上的句式转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主语的特殊性。在be sure to结构中,其逻辑主语是隐藏在结构背后的说话者,在句法层面上没有表现＂形式＂,却对be sure to结构造成了种种限制。按照Traugott的主观化理论,be sure to结构实现了由命题功能变为言谈功能、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由非句子主语变为句子主语、由句子主语变为言者主语的主观化转变。     

广州话表主观判断的“X唔慌Y”

“怕”类词的肯定式引申出“判断义”,在许多语言中常见(如英语I am afraid),但广州话“慌担心、怕”的否定式也引申出“主观判断义”,值得重视.广州话的“慌”前加表否定的“唔不”组成的“X唔慌Y”格式,是从否定的角度,表示言者对命题之可能性的断言性主观判断.此用法的“唔慌”已虚化为词,在句中属于命题外成分,是高一级的谓语.作为陈述句,“X唔慌Y”没有肯定式,句子表肯定义还是否定义,取决于Y成分的形式.该格式体现出言语的交互主观性功能.“唔慌”的虚化有其外部条件,更有其语义基础和动因,其虚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否定话语标记“谁说的”的功能表达与意义浮现

文章基于互动视角，考察话语标记“谁说的”的话轮位置与会话序列结构，探讨其话语功能及形成动因与机制。考察发现，“谁说的”常用于应答话轮的起始位置，能够在第一时间抢夺话轮，对对方的话语做出否定回应，同时为受话人理解话语提供引导。在具体语境中，受交际双方关系、上一话轮内容等因素影响，“谁说的”的语义表达强度不同，浮现出不同的立场表达功能，主要包括斥责、反驳、否定和嗔怪。从来源看，话语标记“谁说的”出现于清代，来源于“谁说+X+的”结构，在主观性、语言经济原则和语境吸收等因素的推动下逐渐规约化为一个表否定的话语标记。     

时态论面临的语义解读问题

时态论认为语言中的时态表述单位不但表述了时态化思想,而且表述了世界的时态化事实,这导致了时态语义的现存论立场:认为关于世界的思想和事实的元语言表述也是时态化的,世界的思想和事实基于时态化立场而得到描写和理解。这一立场引发了时态语义解读的困境:首先,它基于主观视角的唯一性,排斥了当前之外事态的存在,从而拒绝了事态的偏序关系;其次,时态化的元语言不能准确反映其时态提升为算子的对象语言的含义。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存论没有区分认识论和本体论两种意义上的参照视角,也不恰当地排斥了量词(如兰姆达算子)的组合计算方法。解决相关语义困境依赖于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参照视角和使用合适的组合性方法。     

限定摹状词和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

格莱斯利用会话蕴含理论对限定摹状词及其所带的预设作出了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在句法和语义层面上都暗含着深刻的哲学动机。限定摹状词具有脱离语境的规约意义,但是它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有指称。与摹状词相关的谬误在于,它的规约意义不能决定它在具体使用中所带的预设。格莱斯引入会话双方的对话基础或共同立场来揭示预设的来源,并使用“\[…\]”标记预设的出现,同时给出了消除预设标记的句法改写规则。格莱斯最小限度地强化了罗素的分析模式,让限定摹状词（包含定冠词短语）的存在预设在罗素式的语义框架内得到表征。把这种分析模式推广到数量词短语的语义/语用分析中,可以为厘清数量词短语的规约意义提供思路,从而为语义/语用划界问题增加新的理论资源。     

“言够”与“言多”——论“够”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规约化用法

本文基于构式互动来考察“够”在用变和演变中的量性特征及其副词的规约化用法。“够”可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组配形成构式群。随着主观性增强,“够”由表客观的足量向抽象的程度量虚化,词性上由判断动词向程度副词演变。其语法化等级呈现出非均质性,其中“够+A”时语法化等级最高。功能上“够”实现了客观的定量评估向主观的模糊定性转变。     

蒯因的“初始翻译”及其“意义倾向”论

蒯因的“初始翻译”为我们展示了翻译的相对性特征,这样的相对性特征既涉及译者自身的观察与理解,又涉及目标语言使用中的意义表现“倾向”。在蒯因那里,“初始翻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译者总会在现实的和可能的语义世界中追求与言者之语义的同一,当然,这样的“同一”追求在外延主义的要求下又总是难以实现的,除非我们回到译者与言者所处的主体性地位的认识上来。不论“初始翻译”如何体现意义确立的“倾向”决定,译者与言者的主体性地位总是为我们提供语言行为发生的普遍性基础,即作为理性存在的纯粹语义基础,翻译的“不确定”只是我们走向“确定”的过程与环节,人类社会语言行为的发生及表现形式遵循着共同性的理性规定与认知模式。       

短时副词“眼看着”的语义、时体特征及词汇化

“眼看着”是表短时义的时间副词,具有短时义、主观判断性、不如意性等语义特征。在时体特征上,“眼看着”既能用于现在完成体,也能用于将来完成体;只能跟“了”共现,不能跟“着”“过”共现;主要跟表示时间频率的副词共现。“眼看着”在清代词汇化为副词,句法位置的变化、“看”的语义虚化与隐喻是其词汇化的主要动因。     

言者态度观照下的“还NP呢”构式的话语模式研究

文章以言者态度为基础，考察其对“还NP呢”构式话语模式的塑造。“还NP呢”是日常会话中的一种常见构式，表达了言者的丰富态度:鄙夷不满、欣赏赞美、惊异无奈等。无论何种态度，其核心可以概括为“反事理”的评价态度，且背后有一定的认知动因和语用因素。此外，考察语料发现，“还NP呢”构式与其共现的话语模式存在一定规律，即“还NP呢”构式与后续语段的表述存在事理上的关联。在现实语境的刺激(这种刺激与言者态度密切相关)下，这种关联被激活，并对情景中的刺激作出反应，从而产生与“还NP呢”构式具有一定相关度的话语模式，包括与“还NP呢”构式共现的话语成分以及“还NP呢”构式出现的语境。      

南阳方言副词“情”与“情管”

南阳方言副词“情”的语义功能有两种:“情1”表“劝勉”,“情2”表“劝诫”;后者是前者在主观化过程中句义规约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情”在表意上实现了从“消极祈使”到“消极禁止”的转变.“情1”是南阳方言副词“情管1”的缩略形式;“情管1”主要用于“劝勉”,由于语音条件的限制尚未发展出表“劝诫”的用法.南阳方言副词“情管1”与冀鲁官话“保证”义动词“情管2”形同意不同;从来源上看,“情管1”也并非南阳话的特有方言词,它实为汉语共同语“尽管”一词的方音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