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乡村振兴路径

构建适于县域尺度的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泰尔指数、ESDA方法分析1995—2018年间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并划分出城乡融合发展类型区,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以2000年为拐点,环首都地区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经历了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历程,整体趋势向好;城乡融合水平的区域差距先增后减,总体趋于缩小。北京及环京三市区域间的差异对总体城乡融合水平差异的贡献率略高于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环京三市内部差异是造成两类地区内部差异的主要原因;张家口市与保定市内部差异是影响环京三市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保定市内部差异占主导地位。（2）低水平融合区的数量波动减少,高水平融合区持续增加;城乡融合水平高、低值区的“核心—边缘”结构突出,且经历了“单组单核—多组多核—单组多核”的动态演变历程;城乡融合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性先增后减;城乡融合热点区呈团簇状集聚在北京市域范围内,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呈环形或带状布局在保定市中心城区外围,状态渐趋温和;城乡融合“冷热”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联系紧密。（3）可将环首都地区划分为五类城乡融合区：城乡融合引领示范区、城乡融合先行发展区、城乡融合优化升级区、城乡融合转型提升区和城乡融合落后欠发达区,并根据各类型区特点,提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实施路径。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

探索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特征与形成机理,对于提高建筑遗产的保护水平有重要意义。以396处20世纪建筑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差椭圆、重心分析、Voronoi图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异及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剖析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整体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呈凝聚状,省域层面呈高富集区“一枝独秀”、中富集区“东部零星”、一般富集区和低富集区“两带两块”的特征;市域层面呈“断崖式”数量差异、“梯度化”等级差异、“众星捧月”空间分异特征;重心呈“先北后南”移动趋势,东西向移动较微小,集聚程度呈由强变弱趋势,集聚点数量呈递减趋势。（2）从类型分异格局及演变来看,20世纪建筑遗产可分为六大主类和16个亚类。其中,科教文卫体类、商政办公类和纪念性类遗产数量居多,且分别呈“两核分散”“东部三核、中部团状零星”“两核一环多点”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不同类型建筑遗产分布演变特征差异明显。（3）20世纪建筑遗产空间分布格局是由区域地位、文化与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联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历史文化底蕴因子的影响最大。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

从要素流动多维重构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以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规律,最后从“流空间”视角探索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但趋势向好,其正向空间关联和局域内向集聚特征明显。（2）流空间视角下区域呈多中心网络结构,且在人流和资金流下相对紧密,而物流和信息流下“核—辐”结构突出。（3）推动核心区集聚效应转向扩散效应,发挥各城市节点比较优势,合理调节要素流动强度、方向和质量,并在实施地方和国家政策时配套相关制度,方能实现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量”“质”同升。     

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路径

城乡融合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也是城乡持续转型过程。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区,剖析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通过城乡转型多维定量评价与比较,诊断了研究区城乡融合状态,提出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结果表明：（1）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两分离一切变”而导致的“三不足”的困境,即传统农区的“居业分离”、资源型城市的“产城分离”和省际交界区的“切变效应”,导致乡村转型的内在动力不足、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不足和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协同力不足。（2）城乡转型状态呈现出经济、社会和空间多维相关的特征,转型过程的城乡异速不同步和转型格局的城乡异构非均衡现象并存;采用对比聚类法,划分出城乡转型滞后型、乡村转型滞后型、城市转型滞后型和城乡转型同步型四种类型。（3）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碎片化”困境,分类推进城乡协同转型发展,加强省际交界区城乡发展的跨域协同。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研究区,以2009年、2014年、2019年为研究时点,以2009—2019年为研究时段,按照思想缘起、理论基础、实证演绎、提升路径的研究思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分析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9年,重庆西部片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水平不断上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子系统韧性在时间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差异明显：自然系统韧性与人类系统韧性分别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和“东西部向中部递减”的空间格局;居住系统韧性与支撑系统韧性则分别呈现出由“低值点缀分布”逐渐过渡到较为均衡和“普遍均衡、高低值点缀”的空间格局;社会系统韧性表现为“西部增强、东部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障碍度模型对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及不同区县面临的主导障碍进行诊断,根据结果将重庆西部片区划分为单一主导障碍型、双重障碍型与三层障碍型三种类型,据此设计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差异化路径,以期打破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多重制约。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发展的耦合机制及时空分异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旅游产业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CCR模型和熵权法测算了各地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马尔科夫链和地理探测器探讨了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呈现出随时间演化而波动上升的态势,同时两者在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2）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耦合相关,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从“初级耦合协调”到“中级耦合协调”的演变,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差异化特征;（3）中国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状态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短期内难以实现耦合协调类型的跃迁;（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第三产业劳动力（从业人数）是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核心驱动要素。     

长三角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关系及形成机制

低碳经济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2000—2017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时空关联、异速增长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具有正向关联,关联强度总体呈“V”型波动变化。2000—2008年高关联强度区相对集中分布于苏南、苏北及浙中等地区,2009—2017年空间关联强度明显下降,大体呈“南低北高”分布。（2）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化以经济扩张弱型为主,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关系实现由正转负。（3）地理探测器诊断第二产业比例、第三产业比例、城市化和人口密度是驱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动的主要因子。（4）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表明人口密度显著负向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化,投资强度和财政支出强度起到抑制作用,城市化和消费水平表现出先促进后抵消作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及固碳水平则起到先抑制后促进作用。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中国代表性滑雪场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基于百度指数数据,运用指数测度、空间地理分析、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11—2019年中国大陆26个代表性滑雪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演化上,网络关注度呈先增后减且逐渐平稳的规律。2015年、2016年为峰值年份,季节性差异明显,共两个波动峰值且为“南北为单,中东为双”的分布格局。（2）空间特性上,全国和地区均为先增后减特征,地区差异显著;变异程度先降后增并趋于稳定,全国分布相对稳定平衡,地区分布呈不稳定集聚特性。省区冷热区域分布总体呈“东北热—西南冷”格局,层级变化以稳定型为主。（3）滑雪场层面上,滑雪场总体偏好层级变动较大,高偏好保持稳定领先,其余层级以下降变动为主。滑雪场冷热点分级呈“北热南冷”的格局,东北、华北两个热点集聚区域演变较为稳定。（4）影响因素上,需求侧影响因素排序为滑雪消费吸引力>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滑雪场建设水平。供给侧的滑雪人次占比、滑雪经济贡献、客运承载力、冰雪旅游资源丰度、官方媒体建设水平解释力较强,其他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淮北市为例

以淮北市为例,基于城乡建设用地和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数据,运用扩张指数、相对变化率等方法,研究1985年以来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5—2000年,城市发展主要围绕煤炭产业进行,形成了“城·矿·乡”三元结构;2000—2010年,城市主城区中心性逐渐凸显,城乡空间结构演变为“中心—外围”结构;2010年至今,城市转型发展速度加快,主城区向郊区扩散,城乡空间结构演变为圈层结构。（2）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演变本质是由分散到集聚、由分离到一体的过程。（3）矿城管理体制、城乡产业结构、市域交通网络和政策制度四个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城乡空间结构的发展。     

时空交互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

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对象,界定城乡融合内涵,并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探索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1）在空间集聚方面,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集聚较为明显,并且集聚性整体呈现增强趋势。（2）在时空联动方面,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空间依赖方向,同时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城市自身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结构的改变影响较大,受相邻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3）要素驱动模式方面,低分位驱动和高分位驱动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经济发展—城镇化驱动,低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城镇就业—政府行为制约,高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变化受产业—政府行为制约。     

耦合MOP与GeoSOS-FLUS模型的县级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复合优化

在自然资源整合不断加强,土地利用结构日趋复杂的形势下,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式难以有效满足区域土地利用合理规划的需求。综合考虑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构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布局优化的集成体系,对提升规划适用性具有积极作用。选取常州市金坛区为研究区,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为优化目标,设置自然演变、经济优先和生态优先三种发展情景,在通过MOP(多目标规划)模型进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利用GeoSOS-FLUS模型实现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结果表明:通过集成MOP和GeoSOS-FLUS模型,采用"结构+约束+布局+准则"研究模式探索县域单元下的土地利用结构布局优化,对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有一定帮助。从案例分析结果看,城镇工矿用地数量在自然演变和经济效益优先情景下分别增加了39%和95%;林地在生态效益优先情景下增加了40%;农村居民点在三种情景下分别减少33%、66%和66%。在三种发展情景下,空间格局都将面临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两级分化的现象,后期区域发展中应加强城乡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促进空间布局均衡化。     

淮海经济区城乡空间融合格局及形成机制

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城乡差距过大、城乡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关键举措,也是城乡动态均衡的发展过程。聚落镶嵌、交通可达、发展均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表象。基于空间视角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景观分析、可达性分析和耦合协调分析等方法揭示淮海经济区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要素格局特征,并结合回归模型探究其形成机制。结论如下：（1）城乡空间融合是城乡结构优化的进程,可以从城乡聚落连通性、城乡交通便捷性和城乡发展均衡性等方面研判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2）淮海经济区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各要素指标存在较大差异,综合水平指标由中心向外围递减,可划分为协调融合型、协调关联型和欠协调分割型三种地域类型。（3）经济发展水平、城乡规模、产业关联是影响该区域城乡空间融合的关键动力因素,而传统农业和工业的推动作用不显著。镇域和村域尺度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后续工作的重要方向。     

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背景下,寻找保证经济增长的低碳减排途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利用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SAR模型,并按八大经济区分别构建PECM模型,研究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全国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呈抑制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呈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3）八大经济区视角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总体上能够抑制碳排放,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则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具有两面性,发达地区呈现抑制效应,欠发达地区则相反;当前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的区域多为发达地区。因此,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依然属于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的固有阶段性特征,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在总体上能够拉动碳排放峰值前移,促使碳排放早日达峰。欠发达地区不应以增大三产份额为目标,盲目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这将很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是既能够适应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惯性,同时又能促进减排或排放降速的有效途径。     

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绿色发展对构建高效低耗、绿色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政策支撑力三个维度构建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5-2015年广东省及各市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剖析了广东省各市产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对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从总体水平看,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基本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其总体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核心—边缘”状,高水平主要集聚在珠三角,而中低水平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外围地区;（3）从空间演化看,2005-2015年广东省各市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略有扩大,但总体格局保持相对稳定;（4）从空间关联特征看,广东省各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集聚格局基本稳定,珠三角城市处于高值集聚的热点地区,外围地区的东翼和北部山区部分城市处于低值集聚的冷点地区;（5）空间误差模型结果显示全球化、市场化、居民收入水平、政府调控和科技水平均对广东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镇化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机制及优化路径

基于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7—2017年中部地区两化的耦合协调机制及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以一定幅度的波动持续增长,但双向交互下的综合效益总体偏低,经济发展是驱动二者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2）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表现为高度的耦合相关,2007—2017年两系统经历了“轻度失调—初级协调”的转变,耦合协调关系总体趋于不断优化,协调水平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异特征;（3）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存在一定短板,相比之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稍显滞后。2012年以来,在宏观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下两系统发展的不平衡趋势逐步减弱,多数省份已先后实现不同协调等级的同步发展。掌握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特征和时空演化趋势,对新时期中部地区崛起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