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罪已诏

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历史现象,与家天下相始终.它是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发韧于氏族公社后期父权家长制的责任感.植根于宗法关系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又特别强调帝王风范.当危及王朝统治时,常见帝王下诏罪已,诚恳地承担责任,这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骗局”.但随着时代的推移,罪己诏逐渐渗入玩弄权术的因素,有的甚至完全是一个骗局.本文论述了罪已诏产生的社会历史渊源、罪已诏的发展和演变以及罪己诏的分类.     

隋朝除名制度探析

除名制是中国古代政权对罪吏的官爵进行免夺,并在一定期限后仍可听其叙官的一种刑罚制度。这种刑罚起于先秦时期,"除名"之称却始于汉。历魏晋南北朝,除名制始终是各朝对罪吏的常用处罚手段。隋朝除名制具有运用次数多、适用范围广、打击对象广、受专制皇权影响大等特征。除名制对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巫—方相氏—钟馗的演变:角色与精神的盛衰

古代壮哉的狂夫方相氏,到了明清以降衍变为酒鬼、色鬼,从中体现出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在后期的高度专制和政治高压下形成的文化犬儒化.“十恶不赦之罪”把思想罪列为首要,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奴才化,使得这种文化犬儒化甚嚣尘上.这些特色在明清时代成为潮流,言情小说、春宫画和各种猥亵作品风靡一时,有的甚至成为延续数百年的陋习,比如让女人包小脚的变态行为等等.这也是近代史上中国新一代精英们怒不可遏、大声疾呼、不得不起来革命的基本前提.巫—方相氏—钟馗形象的盛衰,也折射着中国整个文化潮流、思想意识形态和行为形态的变化特征,这是我们的讨论所应特别关注的要害所在,也是讨论巫—方相氏—钟馗衍变关系里的趣味和价值所在.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思想基础是道家思想,从宗炳的“含道映物”到郭熙的“林泉之志”,道家精神始终贯穿其中.通过阐释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代表作《画山水序》、《林泉高致》中道家思想的体现,可以发现,正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理论与批评的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藏冰用冰礼俗述论

中国古代藏冰用冰开始于何时,目前尚难断言.然据有关史籍记载,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自西周以降,历代封建王朝均设有专职"掌冰"的官员或机构来管理藏冰之事.古代藏冰条件简陋,方法简单,藏存冰块和开启冰窖均有一定的时间,而且有一些相沿成习的仪式.古人用冰范围甚广,冰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用途,中国古代无不毕具.     

论中国古代侦查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制度的中央集权和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统治,形成集侦查、起诉、审判、三大司法职能三位一体的侦查制度.在组织体制上,融侦查于司法、军事体系中,始终未有独立职能的侦查,但实体内容上,中国古代侦查理论相当丰富,形成了许多智慧性的侦查思想和原则,在侦查技术上,中国古代成就突出,居于古代世界各国前列,然而在诉讼程序上,刑讯逼供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形式,它取代科学的侦查方法,严重束缚中国古代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功能的形成和发展.     

论中国古代宫人的归宿

中国古代宫人(主要指宫女、后官妃嫔)的命运归根结底是由君主专制制度所决定的.主要有五种,即殉葬;身败名裂,死于非命;幽闭深官,孤疾而终;守陵和出家.她们命运的不幸不仅体现了皇权的残酷性和灭绝性,也代表和反映了皇帝制度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迫害,是中国古代女性始终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实证.     

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前硅酸盐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

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玻璃的产生与发展和参与中,外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列举了出土于新疆拜城克孜尔的中国境内最早的玻璃珠是属于吸收古代西方制造玻璃的方法和玻璃的成分配方在当地制造的,时间在西周末和春秋初(1000B.C.～800B.C.).中国最早的镶嵌(蜻蜓眼)玻璃珠是出土于河南浙川徐家岭和湖北随县擂鼓墩墓地,年代属战国初期(～500B.C.).从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属于从西方引进的,它促进了200年后中国古代自制的镶嵌玻璃的产生.文中又讨论了中国古代玉石和颜料的来源与中外交往的关系.分析了古代绿松石、软玉和作颜料的金青石的中国和国外的产地和来源以及历史上使用的情况,认为中国的古代绿松石有可能来自波斯(古代伊朗),时间在西周以前(>1500B.C.);而青金石来自阿富汗,时间在春秋战国之际(800B.C.～200B.C.).指出中国中原在夏、商之间玉器的玉料突然以透闪石型软玉为主,认为玉料来自新疆和田.北方古代玉器也有可能采用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透闪石型软玉.根据考古资料,提出在公元前1500～500年间古代玻璃器以及玉石材料从西向东和从北到南的转移路线图,这也是以古代草原之路为基础,从西亚和中亚进入中国内地.简单讨论了中、外在青铜和彩陶上的相互影响,其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也是通过早期原型的玻璃和玉石之路.讨论了原史时期欧亚间的游牧部落的来往和技术交流的作用.     

论诽谤死者诽谤罪的成立

诽谤死者的行为能否成立诽谤罪,各国立法不一,我国学界亦意见纷纭,分别有肯定、否定、折衷三种学说。笔者认为,诽谤死者能成立诽谤罪。首先,自然人死后其名誉权得在一定时期内存续;从犯罪客体上讲,诽谤死者的行为侵害死者名誉权、死者亲属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应当成立诽谤罪。此外,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将诽谤死者的行为纳入我国《刑法》第246条诽谤罪的范畴,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中西小说缺类比较之乌托邦小说研究

乌托邦小说是西方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类型,然而在中国的古代小说中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社会的体制和文化等存在差异.可以说,资本主义思想的诞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压迫的产生,是乌托邦产生的必要条件.然而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始终停留在萌芽阶段,所以难以产生乌托邦小说.     

从“哀毁”到“匿丧”——论古代官员对丁忧态度的变化

丁忧制度自西汉草创以来,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始终绵延不绝,它几乎是一项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制度。然而,作为这项制度的规范对象,古代官员们对丁忧的态度却以唐末宋初为分界点,发生了了明显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演变的影响所致。     

论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内容

家族法是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发展的产物,作为封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起着管理宗族、辅助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家族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起源于宗法浓厚的奴隶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家族法的雏形,隋唐以后至清代逐步成熟直至完备。家族法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封建伦常秩序、财产关系、婚姻继承、祭祀、族谱及惩罚等。     

夏商周时期管理思想的产生

夏商周时期,中国先民已进入文明时代,尤其春秋战国时期乃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经济疾进,社会发展迅猛,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学派林立,理论纷呈。管理思想不断生成,其代表人物有夏禹、周公、吕尚、李耳、庄周、孔丘、孟轲、荀况、孙武、孙膑、墨翟、韩非、子贡、白圭等。     

试论我国古代的"天帝"形象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至上神崇拜,文字出现前其名字无考,商称帝,西周时期称天,东周时期太一和帝俊混称,两汉时期多称为太一。蹲踞姿态和揽撮阴阳是其形象的基本特征。他的形象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 300年~4 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经商周而抵两汉,演变序列清晰。这种变化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变化的反映。     

论张九龄的“尚直”精神与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

唐代名相张九龄以“尚直”品质而享誉世人。其“尚直”品质的形成，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忠义”价值观的自觉践行，另一方面也与其谏官出身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与谏官职责强化了张九龄的“尚直”品质。然而，言谏制度只是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对皇权的一种有限监督，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病，张九龄最后因“尚直”被贬，也恰恰折射出这一制度的缺陷。     

清代中前期饮食专著的编撰研究

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好饮食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我国很早就有关于饮食方面的书籍,清代中前期饮食文献是我国古代饮食文献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不仅对前代饮食进行了总结,使饮食文献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对近现代饮食文献的发展和完善也产生积极的作用。在数目众多的清代饮食文献中,饮食专著文献不仅是清代饮食文献的主体,而且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目前学术界对于清代中前期饮食专著文献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专门对清代中前期饮食文献方面的研究,虽然有对于某一本著作进行研究的论文,但是缺少从总体上进行分析探讨。因此,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研究清代中前期饮食专著文献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探析

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迄自清末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原因主要有：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法律传统的历史选择;大陆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影响;急功近利式法典化的必然结果。     

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

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一个是各路诸侯争霸的时代，一个是中国大一统的时代；一个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时期，一个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成型的时期。所以研究这两个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的联系及其升华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巨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