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的伦理学

人工智能体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和自主能力，其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或社会受损，这就要求伦理学理论面向新兴的人工智能体开放，承认人工智能体在有限意义上具有道德能力。面对人工智能体引发的伦理问题，学界出现“机器人伦理学到底是人的伦理学还是机器的伦理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人工智能体具有的自主能力能否使其具有道德能力。这种挑战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体能否赢得道德关怀资格。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的伦理学试图以“相似性”标准扩充“理性”标准、“感觉”标准和“生命”标准，从而将人工智能体纳入到道德关怀名单之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体能否成为道德主体，承担道德责任。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的伦理学尝试以基于机器学习的道德自主能力为基础，承认人工智能体是一种类似于人类的准道德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有限道德责任。面向人工智能体开放，意味着需要调整和补充现有的、属人的伦理学理论，以便将人工智能体真正纳入到伦理学理论中来。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地位研究——基于责任论视角

经典道德责任理论坚持道德地位的必备条件是非凡的意识和意志,所以人工智能体不具备道德地位。实用道德责任理论则认为,人工智能体即使不具备意识,但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是“道德能动者”,因而具有道德主体地位。人工智能体实际上是“二阶道德能动者”,具备非完全道德主体地位,它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可以与人类一起构成“人机混合能动者”;而人机混合能动者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道德责任主体,可以承担道德责任。     

人工道德主体是否可能的意识之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体日益表现出一定的自主、自治的主体性行为特征,这催生了人工道德主体是否可能的论题.意识问题是制约人工道德主体是否可能的关键维度.目前人工智能体能在功能等价的意义上对意识的智力性认知层面予以模拟,但并不具备对于一个道德主体来说至关重要的现象学意识.人工智能体缺乏产生现象学意识的本体论基础;缺乏现象学意识第一人称的定性特征;缺乏现象学意识的情感元素和移情理性.因此,目前的人工智能体尚不是伦理自治的主体,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主体.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确立与伦理困境

人工智能体道德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伦理体制的思考。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人工智能体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它的自由性和独立性日趋进步。人工智能体的安全性凸显,在设计和应用人工智能体的过程中,传统的研发进路已然落后。人们对人工智能体有无道德以及道德去向提出了质疑。人工智能体走向人机一体化可能更有助于人工智能体道德的确立,人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于人工智能体道德所引发的伦理困境而言具有进步意义。人机之间的和谐相处可能是未来人工智能体道德迈出困境的一条路径。     

试论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之背谬

本文针对“经济伦理学就是要对经济行为进行道德分析 ,对道德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流行观点从诸多层面揭示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的二律背反性 ,并且从人性结构的永恒矛盾说明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产生背谬的人性论根源。文章指出 ,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行为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至多只能是对经济行为的反道德性和道德行为的非经济性的研究。     

道德行为选择中的“道德想象力”——读杜威《人性与行为》

杜威反对道德行为选择中脱离经验的教条化与僵化做法，提出了“道德想象力”概念。“道德想象力”是使不在场成为在场、从“能是”感知“所是”的能力。道德行为选择过程离不开想象、慎思、抉择等道德想象力的发挥，其要旨是理解当下行动的意义并努力增加当下行动的意义，使道德行为成为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艺术。     

人工智能体如何可能成为一部道德机器?

如何提升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力,使人工智能体的行为选择更符合社会伦理规范,是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伦理问题之一。随着人工智能自主能力的快速提升,人工智能体越来越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作出自主行为选择,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体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能力。缺乏纯粹实践理性的人工智能不具备自我立法能力,没有情感欲望牵制的工具理性却可以理解并应用来自人类的、具有先验意义的道德法则。来自人类的道德法则不可能以人工智能为目的,而只能以人类自身为目的。从伦理学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义务论、功利论,还是德性论,不仅理论自身存在各种特殊缺陷,在规约人工智能时也存在种种困难,均无法独立承担作为人工智能体基础理论的重任,当务之急是以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共识作为人工智能体的自然行为法则。单纯自上而下的道德内置法,无法应对具体行为情境的复杂性;单纯自下而上的自主学习法,难以保障自主学习结果的道德性;只有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才能使人工智能体成为一种既服从人类道德法则、又具有一定道德自主能力的道德机器。     

本体论意义上的“情”何以是伦理的?

“情”作为人的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个人生存于世间的有感而发,也是连接家人、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在本体意义上由“感”而生的“情”可以成为伦理学讨论的对象,因为它带有善恶意味,能够成为涵养道德行为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儒家礼乐文明对情与欲的节制,使得“情”的存在意义由个体延伸到群体,并在家人和陌生人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使得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得到维持.“情”是儒家伦理走出家庭伦理局限而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环节.     

生态伦理学研究综述

生态伦理学是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是现代生态科学和社会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关于人和自然的道德学说。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与自然界道德关系的伦理学分支,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主张把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中国古代儒家学派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从研究人人际关系出发,也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他们所提出的“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以及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等思想,对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     

“后山体”论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的“后山体”诗，经历过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就内涵而言，“后山体”所体现出的诗人主体的特征，是以儒家固穷守节的文化人格去克服、排遣身世失意之悲，转悲为健，忧乐圆融。与此相应，“后山体”所体现出的诗体特征，则是既律法精严，又放逸自如。二者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既生新瘦硬而又不失摇曳宕逸之致的风格特征。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道德专家

人工智能是当前道德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面对相应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能为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提供洞见。对于“是否存在道德专家”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曾有过许多讨论，通过对专家/专家化、道德专家/道德专家化等概念的辨析，可以得知日常理解的“道德专家”是一个十分严苛的概念，而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工智能恰恰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道德专家”的。     

非认知主义与元伦理学的出路--R.M.黑尔伦理思想的理论意义述评

R.M.黑尔的伦理思想在“非认知主义”的立场上体现了“人”在道德行为和道德选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表明只有元伦理学为道德思考和道德推理本身提供一种合法性,规范伦理学阶段对实质性道德问题的解答才能真正具有合理性。黑尔的伦理学理论使元伦理学走出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潭,为元伦理学的出路指明方向,即以元伦理学的逻辑和语言学分析为基础的道德概念的逻辑与实际生活中道德情境下的事实性要素相结合的规范伦理学进路。     

大地伦理“休谟问题”之辩

大地伦理学在生态学规律基础上提出将对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致思之路被认为遭遇“休谟问题”困境。凯利考特等人从休谟的道德情感基础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说明大地伦理学的道德基础是情感，生态学规律的改变是道德情感作用对象的认识而非道德情感本身对大地伦理辩护。超越困境与否争论的途径是消解休谟问题和伦理科学主义思路，有着重视伦理的实践意义。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评析——“守故开新”和“中西结合”之新探

把公德加以私德化，把政治加以道德化，这是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的重要特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当代港台新儒家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改进或完善科学民主制度，其方案是“道德暂退”或“良知坎陷”。出于类似的动机，当代大陆新儒家冯友兰更早给出的方案是“别共殊”。这里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可称之为“公德私德互补论”。此方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借助现代契约伦理学，从理论上切断从私德向公德的直接扩展，且使二者能够同时并存、相辅相成。此方案可以避免前两个方案所面临的困境，从而为旧邦新命或守故开新展现一个新格局。     

中国古典小说"道德"结构与天道观

儒家的天道观(包括儒家哲学、伦理学、史学)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共同促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伦理性叙事模式或“道德”结构。换言之,儒家的天道观(包括儒家哲学、伦理学、史学)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已内化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整合机制,成为其骨骼、灵魂及习用语言。亦由此形成中国古典小说之特色——劝善惩恶。     

庾信与“徐庾体”的关系

“徐庾体”是诗文并指的文体概念，它一定程度地促进和激励了庾信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追求，客观上奠定了庾信“集六朝之大成”之文学史地位的基础。“徐庾体”的创作规范养成了庾信深厚的艺术底蕴，所以，当庾信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发生变化时，他才能创作出撼动江关的暮年之作，才能成功地将北方的文学风格融入自己原有的南朝文学风格中，使它们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使后代人推崇备至、影响深远的作品。这样，庾信则又由于“徐庾体”奠基之功，使他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造成超越“徐庾体”的事实：集六朝之大成，启唐人之先鞭。     

追寻“德性/virtue”的源始涵义——兼论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学理方法的差异

“德性”的源始涵义是指一般自然生命的生生力量,与作为导向生命坏死的“恶性”相对;通过属人的德性伦理学的内在转化,德性则被用来描述人之向善厚生的那种行为动因和道德能力;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的学理思路分别建之于人之纯粹情感能力和纯粹理性能力之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论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是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方法和物理—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而构建的,并通过人的那种具有超时空抽象能力为实现个体自我生命的独立繁荣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儒家古典德性论立足于主客不分和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建制,根据人之现世生活的“情感积淀”和人之“此在”状态的生命“境界凝聚”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并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从情感角度和情感主义路径构建德性论已成为德性伦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多有汇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