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设施选址困境的治理路径——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为例

近几年,我国邻避设施选址陷入社会需求和公众反对的困境,根源在于多元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政府常用的"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治理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邻避设施选址困境问题。协商民主承认和尊重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达成共识,为解决邻避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正是基于协商民主的理念,杭州市政府构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开放协商的决策机制、平等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和理性包容的互动机制,从而使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厂走出选址困境并得以在原址重建。这为我国邻避设施选址困境治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邻避冲突作为公众议程:一个描述性框架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邻避冲突是公众反对邻避设施建设的公众议程,试图打破原有的政策垄断。公众议程的建立需要公众风险意识的形成、利益感知、群体动员以及群体行动等过程,并通过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而使自身要求成功地转变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建立的关键在于群体行动能施加在政府容忍底线之上的压力。减少邻避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将非制度化的公众议程嵌入到邻避设施的决策过程中,将现实冲突整合为一个有序、制度内的利益协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邻避决策程序。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

邻避冲突是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常见问题,以政府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和以周边民众为代表的社群联盟,他们之间的邻避冲突是邻避治理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社群联盟在协商民主缺失下面临定型效应、传导效应和风险放大效应的集体困境,增长联盟因防卫性诠释、“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思维惯性、抗议活动“半隐化”,在邻避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协商民主治理注重协商本身、制度化设计和形成公共决策。在邻避治理过程中,只有做到协商民主理念内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和平台公共化,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注重信息公开、政民回应、协商决策的程序化设计,才能形成具有效力、风险共担的决策结果。     

风险建构、地方性知识与邻避冲突治理

如何有效地治理邻避冲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地方政府通常基于公共利益和专业知识来推进邻避设施的选址与建设,而公众通常将邻避问题置于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风险感知中加以考虑,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生产方式来建构风险议题。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政府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形成了风险异议,进而产生了邻避冲突。要有效破解邻避冲突僵局,就要强化基于风险沟通的合作性知识生产方式,促进政民之间开放性、审议式的良性对话,同时警惕权力与技术的合谋,重塑公众对政府风险监管的信任。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邻避设施选址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4个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我国对邻避设施选址冲突的研究,主要聚焦公民权利、邻避过程、风险认知、补偿机制等某类因素探讨,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设施选址影响因素组合研究比较匮乏.从空间正义理论中提炼条件变量,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4个邻避设施选址案例开展研究发现,单因素变量均不足以单独促成邻避设施选址的公众态度;补偿机制并非在所有类型的邻避空...     

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

邻避冲突常态化凸显地方治理乏力,亟待治理创新。应以国家治理理念和框架为基础重构邻避冲突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与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相协调,优化邻避风险项目源头治理;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破除邻避冲突治理碎片化;构建多维邻避风险认知治理体系,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实现邻避冲突的国家治理需要从以下路径进行推动:首先强化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健全府际协作机制,形成中央地方一体化治理;其次以制度化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邻避风险监管、合理补偿、环保回馈等搭建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下的一极多元治理网络;还要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培育社会资本,以形成邻避冲突治理合力。     

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     

协商民主视阈下邻避冲突的行政法规制

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邻避冲突呈现频发态势,已成为当前公共治理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反映了传统行政法理论应对的不足。邻避冲突的发生固然由于邻避设施所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信息封闭、决策不透明致决策异化,利益表达渠道梗塞使民众维权无门。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主张通过参与和对话,以寻求共识、达成协议,实现不同利益的平衡和价值偏好的转换,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建立在协商民主制度上的行政法也必须回应这一趋势,健全协商参与的行政程序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协商参与式的行政治理模式,以破解邻避冲突治理的困局。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行政许可模式的审视与重塑

行政服务中心是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模式的重要形式。然而，现行的行政许可中心模式至多只能说是“善政”，改善的是行政许可的组织程式与运作方式，缺乏政府与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行行政审批体制与市场经济和民主进程的矛盾。应该充分借鉴“公共服务多元化”的理论精髓，结合我国实际，使行政许可服务由成立行政许可中心的“善政”模式转变为还政于民、还政于社会的“善治”模式。     

论法治社会中政府服务形象的树立

政府传统的管制型治理模式在当下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有效作用在不断下降,政府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机械机关,几乎无服务形象可言。根据法治社会基本内涵的要求,由管制型政府向管制型和服务型相结合的政府转变是必然趋势,管制与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公域之治的必然选择。要更加注重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从而树立其服务形象。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公共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

公共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多重功能。公共管理过程中多方面的合作与协商,有利于充分反映和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与要求,有利于实现多方面的“共赢”,有利于促进多元共生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公共管理具有更强的合法性。但是,我要充分发挥公共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需要转变行政机关的职能与转变行政治理工具、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畅通的反映公民诉求的途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机制等,同时,应努力促使公共管理朝着它的理想模式——善治的方向发展。     

协商合作：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向和选择——浙江温岭案例启示

温岭协商合作式治理实践,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有助于优化乡村治理格局,构建协商合作式模式既是乡村治理的未来趋向也是推动乡村发展的理性选择。构建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注意六大因素：明晰乡村公共生活主体的权力来源及其彼此边界;主体多元;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竞争;职能互补;参与方式力求多样;在互动中实现共识。     

网络民主参与的伦理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网络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有序的网络民主参与路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文章论述了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积极性、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和道德觉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伦理意义。讨论了当前网络民主参与存在少数网民网络民主参与的理性不足、在一些舆情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地舆论引导能力等问题，并认为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建设的滞后等是导致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培育网民公共理性，加强和完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民主参与的诸多问题，筑造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区域环境联动治理:场景与整合

随着区域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推进,改革和创新联动治理机制的共识不断增强。但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制度困境仍然阻碍着治理绩效的提高。新公共治理视域中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现实挑战主要体现为联动机制复杂性影响治理目标协调,发展理念差异性导致治理责任错位,网络价值冲突性造成治理规范缺失。以发展维度分析和构建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运用政策整合推动可持续发展场景嵌入区域环境联动治理,从纵向整合、横向整合、社会整合三个层面寻求区域环境联动治理的包容性机制,以期进一步驱动区域环境联动治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