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渗透在蒲松龄狐鬼世界中的文人心态

文学的创作经常是被抑制的心理需求的升华。蒲松龄笔下这个包孕着其一生的血泪沧桑和审美理想的狐鬼世界蕴涵着蒲松龄和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子的复杂文化心态。文章从蒲松龄狐鬼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尊儒情结、知己情结、空幻情结等文人情结来深入探讨清代文人在对待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心态。     

清初文人赵士春道教实践与思想探析

赵士春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知名文人,随着赵士春《保闲堂集》多个版本的发现,其崇道的生活经历得以完整展现,修改了此前学界对其居士文人身份的判断,为了解清初文人的道教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细节化资料。清初文人的宗教选择常常被纳入明清鼎革的叙事中,但赵士春的道教倾向与其宦游的经历、明末江南的鸾社风气,以及交游圈的文人宗教环境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政治变迁的产物。虽然晚明以来道教与特定文人社群的关系已成为明清道教史研究关心所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乩坛和家族信仰,从生活史角度展开的论述较少,赵士春的日常道教实践为清初江南文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较为详实的个案,对了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环境和道教思想将有所助益。     

清代文人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清代文人小说虽然吸取了明代小说的艺术经验,但在文人作家手里,小说已成为一种抒情写志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它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文言志载道的文学传统。这种小说传统在“五四”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曾得到发扬。今天的小说创作仍然面临如何对待小说传统的问题。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     

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南北方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民族与本土:清代台湾诗人郑用锡诗歌研究

清治初期,台湾文坛主要为大陆赴台文人所占据,大陆赴台文人创作的诗文大多为赏奇好异之作,缺乏真正扎根台湾本土、关切台湾社会生活的作品。乾隆年间,台湾首批本土文人成长起来,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作品整体呈现出与大陆去台文人明显不同的特点:不再停留于台湾地理、山川、气候等生活表层,而是开始体察民情,反映民生时弊与社会矛盾。他们的创作具有承前启后之效,促成了台湾古典文学发展的转向。郑用锡便是这批本土文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绝大多数收录于《北郭园诗钞》,体现出民族性与本土化相交融的特点,在台湾区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管庭芬花近楼藏书述略

管庭芬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其花近楼藏书有管氏所自藏的手稿本、从友人处所录得的抄本及从书摊上所购得的稿本。其能勤于校雠,藏有精勘本书。还能于浙江乡贤遗著勤加搜访。其收书于史学,颇能补史料之阙,存史传记载之异,为研究古代江南地区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文献基础。     

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明清思潮和女性文人

萌芽于晚明的货币经济造成儒家社会秩序的松动乃至性别秩序的混乱,思想界出现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文人追求个性解放、推崇性灵文学,由此女性文人的作品和价值受到推崇。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明清思潮对当时女性文人创作和生活的影响。     

回归"文人":道光时期桐城派的选择——梅曾亮推动崇尚归氏古文风气的原因和意义

道光年间,京城出现了一股崇尚归有光古文的风气。倡导和引领崇归风气的正是嘉道时期桐城派的盟主梅曾亮。梅曾亮将归有光作为"文人"的代表,追求洁净柔淡的文风,其目的在于通过"文人"身份的重新认定,对文人经世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以文经世的方式。梅曾亮回归"文人"的选择,反映了嘉道时期众多有识之士意图经世有为、不欲以"文人"自域,却不得不以"文人"自居的矛盾处境。"以文经世"的方式,则为时不我遇的文人指出了另一条经世之路。梅曾亮回归"文人"的深切用意,不仅为延续桐城派,而且也是对传统文人刚正不阿、百折不挠品质的呼唤。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新见《天一阁书目》摘抄本校读记

天津图书馆从清管延芬《待清书屋杂抄再续编》一书中发现的数页抄自明范大冲编制的《天一阁书目》资料,为研究天一阁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但经与三种有代表性的天一阁书目的核对,管氏摘抄本只占康熙间抄本所录书目的百分之二、三,不能代表范编书目而称之为“现存最早”的天一阁藏书目录．而刘尚恒先生对范编书目的考证文章则一误将黄宗羲字“太冲”与“大冲”张冠李戴;二误范钦的生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