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净土宗的善恶观

本文在佛教思想发展的背景下,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系统考察了净土宗的善恶观,确定了净土宗伦理思想的特点。净土宗强调“他力”,同时又主张“佛性本具”,认为善并非源于信仰,不是对于教主的迎合,也不是源于他力对自己罪业的赦免;善来源于于自身之佛性,通过惭愧、忏悔、修行得以显现。在善恶观上,净土宗坚持了佛教立足于人的本怀,从而区别于其他宗教思想。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论犹太教的善恶观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善恶观。犹太教在对"善"、"恶"独特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善恶观。在传统犹太教中,善恶是以上帝作为标准的——顺从上帝律法的就是善的,违背上帝律法的则是恶的;上帝还是那个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恶的存在的根源在于人本身,因为人有意志自由;上帝总是公义的,上帝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惩恶扬善,而人应该笃信上帝、谨守律法,从而去恶从善,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犹太教的善恶观虽然大多体现了宗教伦理的特色,但它同样能为我们世俗伦理的建设提供一种宝贵的资源,并能带给我们更深的思索和有意义的启发。     

中国神话之善恶观

分析中国神话其中生动有趣的神话故事,进而探究它们所折射出来的善恶观。中国神话中善恶分明,大公无私、为人民谋福利是"至善",而为自己谋取利益则是恶;绝对服从是善,而反叛则是"大恶"。这就需要我们客观理智地看待中国神话,挖掘出它的真正魅力和价值。     

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善轻恶,强调善恶的对立,扬善弃恶。在西方文化中善恶是相生相长的,恶是一种与善不即不离地斗争着的现实状态,它与善同样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如何达到善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精神领域内的人格修养,西方文化则借助于恶的消长。因此,与中国文化的厚重的累积不同,西方的善恶观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现实问题     

止于至善——论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善恶观

善的问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从理念论的本体之善、理论理性的智慧之善、实践理性的中和之善和服从行为的道德之善四个层面论述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善恶观,以此表明他的思考至今仍然体现了人类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     

斯宾诺莎善恶观的形而上学基础

１７ 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从其理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以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为最终原则的伦理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善恶观。斯宾诺莎善恶观的形而上学基础决定了其善恶观的机械论性质，同时表达了人类必须遵从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的可贵思想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善恶观形成初探

善恶作为道德评价观,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善恶观的形成是西周时期伦理思维进步,伦理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西周早期,缺乏用于道德评价的专门词汇,伦理评价观具有明显的含混性;西周中期,伴随伦理思维的进步,弔(淑)、愆、过等词汇开始用于道德评价;西周晚期,伦理规范与现实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刺激伦理思维进一步发展、深化,善恶观遂得以形成.善恶观一经形成,便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促进人们进行伦理价值选择与承担道德责任,推动人们内化伦理规范.     

以暴力拯救世界——浅谈奥康纳《好人难寻》中的善恶观与暴力救赎主题

奥康纳在短篇小说《好人难寻》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性是扭曲畸形的．宗教不再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而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许多评论家认为奥康纳自身的善恶观也是极其扭曲，所以称之为‘‘邪恶的奥康纳”。但她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并非是颠倒黑白的善恶观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邪恶。她通过描写暴力的方式警...     

从《六祖坛经》看慧能的善恶伦理观

《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重要宗派之一禅宗的根本经典,是禅宗南宗祖师慧能一生说法的记录,也是其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六祖坛经》对善恶问题的论述非常完备,既论述了善恶的标准、具体的善恶行为、善恶的主体问题,又论述了超越善恶、人性与佛性问题。     

慧思大师善恶思想研究

佛教的善恶思想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内容,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师立足于大乘教理,将大乘善恶思想开展为三个层面:对善恶实体执的破除,对善恶缘起现象的安立,对善恶二元对立的破除而归于不二中道。这种思想是"性具善恶"理论的滥觞,其特出之表现即是以恶的形式实践大乘的智慧和慈悲。     

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罗伯特·施佩曼的善恶观论析

善恶观念是道德哲学中最基本的一对概念,是人们对某种行为或事件道德与否的评价、观点和看法。随着社会生活中价值观、道德观的急剧变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如何把握善恶的本质及功能,如何确立善恶的标准以及如何对善恶问题进行新视野、多角度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罗伯特·施佩曼认为“善”与“恶”受制于文化形态、时代、社会阶层以及使用该词语者的性格特征等诸多因素,它具有相对性。判断行为是否“善”的最终标准就是看此行为能否促进人格的健全发展。一个人一旦形成了坚定的内心信念,就会在内心信念的支配和驱使下,对自己的道德活动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和审视,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产生善举。     

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兼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

德福统一是道德信仰的重要内容,由于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常常难以实现,导致了道德人生的困惑,动摇着人们的道德信仰,而宗教善恶因果报应说正好迎合或满足了人们对德福统一理想的向往.宗教把善恶因果报应当作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大法则,由此强烈地干预了人间的道德生活和人们的道德信仰.从人类历史上看,相信宗教所倡导的善恶因果报应律,对人们形成一定的道德责任感、道德信念和道德信仰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要人们不再把德福统一、善恶报应寄托在宗教的承诺上,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德福统一,就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一个具有伦理权威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善恶因果性有效运行的社会.     

奥古斯丁早期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尤为重要。早期奥古斯丁对此问题的观点经历了不少转折,而这些转折也成就了奥古斯丁思想层次的提升。奥古斯丁先是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接受一种二元的善恶观,又在遇到疑惑后转向怀疑论。经历过渡期之后,他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答了＂恶的来源＂问题,并将其应用在对伦理之恶的解释中。     

论我国刑法中善与恶的偏重及均衡发展

刑法的善表现为对自由的保障和对秩序的保护,刑法的恶表现为对刑罚权的限制和对自由、财产、资格和生命的限制或剥夺。在刑事法治视阈中,刑法的善与恶及其结合具有均衡性,而我国刑法中的善与恶及其结合却表现出了偏重性。因而,实行我国刑法的善、恶以及善与恶结合的均衡性,对构建刑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中道思想

为了对治外道种种邪见,佛陀讲出种种中道,中道思想一直是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的思想中心。梁启超的中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十二因缘和五蕴缘起观念的独到解读上,这种缘起观是中道思想的根基。梁氏认为因缘观是如实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根本出发点,人们由于不明因缘,一直在痛苦中轮回。“十二因缘”说明了异时的因果关系。“五蕴”说明了共时的依存关系,两者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万事万物“空无自性”的真相。破除有无断常偏见,而进入非有非无。非常非断的中道实相。人通过中道修行可以进入理想的涅榘境界。     

佛学中的辩证思维

佛学是一个智慧宝库,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原始佛学是佛学的母体,原始佛学理论中的因果论和“迁流”观,蕴含着辩证思维的内容,对后世佛学影响极大;中观佛学是佛学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思想空观论、八不说和二谛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思辨性很强;中国佛学以“法界缘起”说和“顿悟”说为代表,它们继承了印度佛学善于思辩的传统,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