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乡村振兴中的社区转型与治理研究——以Q市R镇为例

随着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村庄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分离。从传统农村散居社区到新型村镇聚居社区,其空间特征、生产方式、居住形态、社区资本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如何治理新社区提出了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镇的实地调研,利用经济-政治-社会三权分治的分析框架对该社区的经济自治、行政(政治)自治、社会(群众)自治事项进行了主体权责划分和治理目标梳理。发现在本案例当中,在搬迁新社区的过渡时期,党组织领导下经济自治、行政自治和群众自治的组织基本建立,解决过渡时期社区经济权益、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等关键任务。但是社区搬迁完成之后依然出现影响社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自治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能力建设严重不足;社区行政自治的主体定位和功能模糊,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能力有限;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发展不足等。针对案例代表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搬迁社区,本研究对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权分治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论商人自治:缘起、内涵与实效

商人自治即商人的自我治理。在当代中国,商人的自我治理缘起于市场的缺陷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商人自治在性质属性上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在对象内容上表现为建立自治组织、制定和实施自治规范、解决纠纷,在功能作用上主要在于维护"行业公地"和实现互惠正义。与政府治理相比,商人自治在机会成本、经济成本、伦理成本和关系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实效。在当代中国迈向"大社会、小国家"的未来关系格局中,商人自治值得引导和提倡。     

基层协商式民主自治的实践方式及 形成机制实证研究

基于对苏南Q村基层民主自治实践情况的实证研究,通过访谈、观察和对相关制度性文件的整理,发现Q村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自治与行政之间并未产生冲突,行政也未消解自治。其民主自治实践具有运行实体化、参与平等化、决策协商化的特征。Q村的协商式民主自治实践能够有效促进民主参与,促进意见协商。通过研究表明,协商式民主自治的萌发源于行政治理的瓶颈与集体土地经济的发展。协商式民主自治的制度化经过了行政发现和培育的过程。Q村的经验不止具有个案意义,随着行政治理手段瓶颈的加深和新《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经济的激活,村民和国家将从内外两方面对民主自治产生需求。村级治理需要回归自治,发挥协商民主自治的功能。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

在浙中农村,乡村治理体制日益向精细化转变,典型体现在村干部坐班制、职责分工、绩效考核、问责体制四个方面。制度精细化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动力来自于规范权力运作的政治目标。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精细化在两个层面与乡村社会发生互动：一是面对乡土性与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制度精细化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的存在;二是制度精细化是自上而下行政动员的体现,而非自下而上农民治理诉求的反应,这使得村级组织的接点治理不再可能。制度精细化趋势的背后是基层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     

中国传统行政与自治关系辨析

行政与自治的关系问题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界分问题。中国传统行政"设官牧民"的统治职能较为凸显,其公共服务职能则被淡化;传统语境中的"自治",多有自行处理或自然安治的统治意义,没有民主选举和自主管理的立宪意义。古代国家行政对地方自治的有限容忍,取决于国家行使对内职能的实际需要。在秦汉以降官僚化统治的"编户齐民"系统内,间或出现的基层自治因素受到严密的行政控制,自治权实际上被行政权侵夺。文化构型中的官本位思想制约了民间自治力量的生长,限定了社会治理以稳定秩序为基本理念。     

社会合作管制：模式界定、兴起缘由与正当性基础

社会合作管制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要素,但与社会自我管制、行政高权管制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参与治理的推动下,传统的政府高权管制有所缓和,但难以撼动其命令—禁止的管制模式,而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则促进了社会自我管制的兴衰。随着参与治理、社会自治模式分别被合作治理模式所替代,今后在合作治理主导下的管制模式无疑将走向社会合作管制的康庄大道。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转型期的权力格局等特殊背景决定了社会合作管制兴起的正当性。     

论和谐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

在和谐社会中，应当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与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社会、企业三个主体性因素；提出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形态应当是以执政党为圆心，在执政党的外围是国家行政组织，再外围是以社区自治组织为核心的各种社区组织，最外围是社区中的企业和精英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之路——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形态及其干部角色,是巨型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础性配置。沿着经验研究进路,从历史视角和区域差异视角,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梳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东中西部村庄治理实践,以揭示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路径、类型及其限度。研究表明：东部村庄,一般集体经济发达,治理资源丰富,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率先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而后随着治理任务下沉、财权上收和精细化考核,村干部由职业化进一步走向了行政化;其治理事务密集频发且内生性强,形塑了其村庄内生型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实践道路。中西部村庄,集体经济弱势,治理资源极其有限,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村干部兼业状态突出;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行政面向突出,依托地方政府财源供给,部分中西部村庄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行政化转型,走向外生性行政建构型道路。同时,治理事务与村庄需求匹配度和治理资源与组织成本契合度差异,共同形塑了东中西部乡村不同的治理绩效。非正式干部正式化,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选择问题,要求各界必须审慎对待这一基层治理实践。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