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视野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仅具有阶级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而且政治统治职能都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可以说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的一般职能,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实现了国家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国家权力行使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但在此过程中,各个领域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矛盾,给我们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四个全面"的提出不仅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更有力地推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视野。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的社区治理精准化研究

新时代的主要标志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为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从社区治理精细化到社区治理精准化,即国家、社区与个人的关系在社区实现重构,社区作为共建共治共享的阵地,社会工作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者担当起社区治理精准识别角色、精准寻因角色、精准治理角色和精准评估角色,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多元合作的良性运行。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

绅士研究是明清研究中的热点,相形之下,对作为绅士下层的生监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本文利用新近出版<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中关于生监的新史料,从中发掘新意蕴,以检视并校正明清研究中的明清绅士研究的相关己有理论.本文认为,生监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新材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乡绅土地所有制"论,但不支持"乡绅统治论".而且从生监的层面看,绅士的社会功能面临国家权力和宗族权力的双重挤压,有不断边缘化的趋势.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治国理念从统治、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中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政府等公共权力受到法制规范与约束,市场与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得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与总体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我国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国家行为”研究

国家近年来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中,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存在可作不同理解的问题。这种状况会导致当前地方基层政府正在主导推进的农地制度"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不恰当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引导下展开,引发农村新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国家行为转向了"规则的"意向类型;国家的统治也从"管理"转向"治理";国家行为的新转变,体现在当前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就是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特别是农地利用中的"规则"建设。但研究发现,国家当前出台的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仍存在突出的问题。这与国家行为转变之后国家促进农村社会"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和国家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增长"、"农村政权稳定"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之间"缺乏整合性"有关。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尚没有较好地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各方面政策中。其深层原因,是国家对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科学认知尚需进一步提高。国家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认知把握农村改革的"内容体系、展开路径和协同机制",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才会真正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中去。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探析治理及其困境

文章旨在讨论治理的产生及社会管理由统治向治理的变迁.治理是双向互动合作而非统治,其终极目标是善治即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政于民.文章最后对治理理论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官绅共治与政务协商——传统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研究

官僚与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精英。在传统社会的地方治理过程中，两者分别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他们既有协作又有冲突，形成了所谓“官绅共治，政事协商”的地方治理模式。在文章的研究中，笔者集中探讨了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模式的特点及其解体。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脉络、逻辑与进路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一个基本脉络是:个体—家族统治的衰落,组织管控的兴起和转变,制度调节的作用日益重要;"党治国"的进入和逐渐回归本位,似乎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关键线索。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抽象的形式化权威"与"具体的实体性权威"的"渐进式替代"需要较长时间。过渡期内,"具体的实体性组织权威"由"总控制者"向"总协调者"的角色转变,有利于"渐进式替代"稳定有序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元治理"主体角色,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是引领者和顶层设计者,在社会治理的地方层面是总协调者和保障监督者,在社会治理的基层层面是服务者和示范者。执政党理念的转变、领导方式的变革以及制度的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与法治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突出内容,治理的法治化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对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着关键意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入手,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目的在于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