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疑罪惟轻”原则的适用

疑罪不仅指罪与非罪之疑,而且包括情节轻重之疑、此罪与彼罪之疑以及一罪与数罪之疑。确立疑罪惟轻原则是坚持正义原则、统一司法规则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疑罪惟轻原则适用的条件是认定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认定此罪彼罪、罪行轻重、罪数的事实证据存在欠缺。其适用范围大致有三:一是在明确此罪与彼罪的定罪方面,二是同一罪名的罪行轻重方面,三是在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     

未成年人遭受的家暴

正什么是虐童?虐童又为何在家庭中发生?如何才能制止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保护孩子?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中,你很难想象一个孩子可能遭受到什么样的家庭暴力。在内蒙古通辽,5岁的褚玉因为尿裤子而被父亲一脚踢死;在黑龙江鸡西,10岁的庞浩因为悄悄吃了家中的食物,被母亲以竹制"痒痒挠"等多次抽打,最终多器官功能障碍死亡。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等四机关联合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所处地位、立场不同，二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诉求更多表现为对立和冲突，《意见》就蕴含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集中体现在程序的参与性与被害人侵害恢复、程序的对等性与被害人法律援助、程序的公开性与被害人隐私保护等方面。基于利益权衡原则，《意见》在程序层面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在场、法律援助、隐私保护、获得告知等保护制度，在实体层面规定了民事赔偿、禁止令、司法救助等救济制度，在被害人保护与正当程序的价值冲突中选择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但《意见》在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包括精神康复治疗费用不能涵盖性侵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全部精神损害，由法院予以被害人司法救助有悖于其中立性和独立性，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和案件范围较小。因此，需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对未成年被害人赔偿范围，实现对被害人由司法救助转为国家救助，扩展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诉讼阶段。     

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刑事案件中对未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不仅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还应包括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应贯穿于从侦查到执行的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应在看守所、少管所等机构设法律援助工作站等方式,完善我国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     

国际刑法中的酷刑罪

20世纪中叶,酷刑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此后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对其予以谴责、惩治.现在,酷刑罪已经成为危害人类罪中的一种罪行,世界人权宣言也明确提出禁止酷刑.酷刑罪的客体是自然人的人身权和公职活动(特别是司法活动)的权威性;酷刑罪的客观方面是违反有关禁止酷刑的国际法文件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对被害人实施一定的非法行为,使之遭受严重的肉体或精神痛苦;酷刑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公职人员、以官方身份行使一定职权的人等;酷刑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是对酷刑罪的最新、最权威的规定.当前,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需要加强对酷刑罪的研究.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以民间"私了"传统为基础的构建模式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国家垄断对犯罪的追诉权,而对被害人的权利则并不重视.刑事和解制度在保护直接被害人的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犯罪人能够重返社会,处理好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给予密切的关注.在我国民间,刑事领域的"私了"屡禁不止,这种对法律的规避行为与刑事和解制度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将二者紧密结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寻求生长的土壤的过程.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与私了相比,范围是有限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主要的价值是诉讼经济、民主和正义,因此没有必要在适用案件上加以限制.其适用范围应分为自诉和公诉两个方面及针对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     

矫正社工提前介入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尝试

一直以来,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是由检察院未检科请青少年社工前往社区完成的,由于只是开庭审判前的调查,涉罪未成年人并没有确定为社区服刑对象,因此一直以来,     

不可错过的八部"戛纳"获奖影片

<白丝带>——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迈克尔·哈内克 这是部黑白片,故事发生在一战前的德国小山村,虐童事件引发了不同地位村民之间的相互敌视,乃至于暴力升级,都引发我们对于人性的思考.该片可谓"哈内克风格"的集大成者,德国大师显然把他的性恶论上升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新层次上,他对于暴力、猜忌的深刻阐述和对戏剧情节的处理,他精炼的电影语言和对各种电影手段的娴熟技巧,都令人赞叹.     

北京城乡虐妻现象调查

北京城乡虐妻现象调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一、调查的目的本所开设的妇女热线不时接到妇女遭遇配偶暴力的电话。为了较深入地了解在婚姻虐待中城乡妇女受虐的状况，以及探讨其解决的办法，妇女所在北京市区和平谷县作了这项调查研究，调查时间为１９９３－１９９...     

被害人问题:刑事司法的局限与可能

被害人问题为当下刑事法学界的重要议题,因对其利益的忽视而致现代刑事法治面临严重正当性危机."尊重被害人、考虑他们的需要"成为刑事法学及各国实践的重点.反观国内,许多被害人问题研究着眼于谋求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提升,而忽视了因无法改变的犯罪与刑罚的本质认识、司法的目的与其作为认识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所决定了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刑事司法固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难当主力,但是在不损及被告人权利与诉讼目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良亦有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可能.所以,应对被害人问题的现实作法是强调刑事司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互动与协调.     

多策并举力保妇女儿童权益

成都市救助管理站认真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在救助保护被拐卖妇女儿童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2006年至2010年,共救助被拐卖妇女180人,儿童532人。被拐卖妇女和儿童,在被拐过程中,大多数遭受了虐待、打骂、强奸等伤害,存在着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针对被拐妇女儿童的特殊情况,成都市救助管理站在开展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硬件建设、开展多元化服务,力保妇女儿童权益。     

南京市：合作共建 提升水平

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坚持以人为本,务实创新,积极吸收利用高校资源,以建立互动交流平台为载体,以探索流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方法为重点,以促进流浪未成年人健康回归社会攻家庭为目的,不断建立完善与高校互动协作的机制,在推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专业化、社会化发展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美国的儿童保护体系与网络

2006年8月22日至2006年8月3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防止儿童忽视与虐待委员会邀请中方相关人员赴美参加学术考察。此次考察基于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6～2010周期合作计划,对美国的儿童保护网络体系建设与儿童福利相关项目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下一步建立全方位的儿童保护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国际经验。此次考察内容包括:参观俄克拉荷马、新泽西儿童保护与儿童福利相关机构,如热线电话服务中心、预防儿童虐待和忽视中心、儿童虐待研究教育服务中心、少年法庭、儿童医院、儿童中心、被虐儿童服务中心;出席第十四届儿童忽视与虐待和2006年健康家庭会议。考察团成员接受了相关专家和机构的培训,并与儿童与家庭部官员进行座谈,了解当地儿童保护体系。     

试论转化犯的法律构成

转化犯是中国刑法所独有的名称,是对犯罪行为发生转变后罪数形态的概括。转化犯的提出拓展了刑法罪数形态的理论,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转化犯应限于故意犯罪之间的转化,且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转化犯。     

增设危险驾驶罪之不必要性探究——以孙伟铭案罪与罚的困境为视角

危险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频繁发生,以孙伟铭案为代表的刑事判决凸显交通肇事罪罪与罚的困境,增设危险驾驶罪呼声四起.危险驾驶入刑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我国刑法中已规定有交通肇事罪,无须再增设危险驾驶罪;将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为过失危险犯有悖刑法的谦抑性;危险驾驶入刑存在执行难题;如果危险驾驶入刑,那么危险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后又逃逸致人死亡的刑罚将上升至无期甚至死刑,这与原有的刑罚体系不相融洽,有违罪刑均衡原则;若将危险驾驶入刑.有以刑罚处罚取代行政处罚之虞.在不修改现行刑法前提下,对"因逃逸致人死亡"做扩大的司法解释更为切实可行.     

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社会工作干预——身心灵互助健康模式初探

家庭暴力与受虐妇女 家庭暴力是普遍存在的全球问题,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都有分布.而家庭暴力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丈夫对妇女实施暴力行为.家庭暴力分为以下五种形式:身体殴打、性暴力、破坏东西或宠物虐待、精神上的虐待及情绪虐待,使受虐妇女同时遭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     

刑罚的特殊关怀——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之探索

未成年犯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刑法适用的特殊性,社区矫正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更是适合未成年人的一项行刑方式.然而现今的社区矫正体系中存在着较多问题.本文择取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一定解决方案,以期尽快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下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相关诉讼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缺乏被害人保护的权利保障的现状,无论是从人权保障的外在需要,抑或是基于程序正义的内在需求,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无论是从实体层面的定罪量刑,还是程序层面的控辩结构,被害人因素都是必须考量的.并且,从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诉求出发,如果在权利保障的内涵中.缺失了对被害人的关注,所谓和谐的诉求也必然是缘木求鱼.同时,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分析,一个缺乏被害人广泛参与的程序,其裁判结果必然与被害人的正义诉求有一定的隔膜,从而导致被害人缺乏对程序正义的认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仅是一个程序上展开的话题,更具有坚实的法理学基础.     

论《刑法》第262条之二的保护法益

《刑法》第262条之二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设的犯罪。将这种新增的犯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不妥,其保护法益不应当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而应当是一种社会管理秩序。为了充分此种犯罪的立法价值,在类罪归属上应将其纳入《刑法》分则第五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未成年人销假犯罪分析及预防对策——以某区检察院2014年未成年人销假案件为样本

未成年人销假犯罪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呈高发态势。此类案件的主要特点为:犯罪主体多为亲缘性或地缘性的犯罪团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较小,涉案未成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未成年犯罪人多为从犯且获利极少。未成年人参与销假犯罪活动的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法律认识错误、家庭和学校在道德和法制教育方面的双重缺失以及沿海地区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预防对策,应当从强化家庭、学校的道德和法制教育以及净化市场环境入手。此外,处理销假案应宽严相济,对未成年的初犯尽量免予刑事处罚同时将其作为污点证人,而对首要分子则适用"教唆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从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