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需求与融资渠道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苏、河南和四川三省986户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需求抑制现象:三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际信贷需求和名义信贷需求被抑制的问题,且农户信贷需求抑制程度从东部到西部呈递增的趋势。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来分析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户主年龄越大、承包土地面积越多、家庭人均资产越高,农户对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偏好就越强;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对正规融资渠道的偏好就越强;参加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户偏好正规融资渠道,具有正规渠道融资经历的农户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相对于江苏,四川的农户更倾向于正规融资渠道,而河南的农户更倾向于非正规融资渠道。政府的金融改革政策必须考虑不同地区农户信贷需求与融资渠道选择的差异化特征。     

融资规模、土地流转与规模农户种植业决策

基于河南、浙江、黑龙江三省1 137户的规模农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多项Logit模型分别研究规模农户融资规模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及农地流转决策对种植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信贷可得性和融资规模对规模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入农地后规模农户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为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建议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和金融支持规模。     

被动选择还是主观偏好:农户融资为何更加倾向民间渠道

本文基于农户潜在融资需求的视角,运用Logit和Probit模型对农户意愿性融资渠道选择行为进行分析,判别农户融资过程中更加倾向民间渠道的原因究竟是主观偏好还是被动选择。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基本特征、信贷环境、社会资本以及信贷需求特征变量均显著影响民间融资渠道选择;农户融资选择过程中更加倾向民间渠道是在充分信息条件下被动选择的结果,而非农户融资的主观偏好;以往基于显性信贷需求得出的研究结论,由于忽略了农户潜在融资需求的数据样本和融资选择行为的意愿性特征,因此值得商榷。     

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与农户农地流转——以专业化生产农户为例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的农地流转问题,本文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排斥推高了流动性资本的影子价格,导致农地流转的潜在发生率远低于完全市场下的流转水平,而获得信贷支持能够明显促进农户的农地流转,并且该促进作用在农地流入规模方面更为显著。信贷可得性对农地流转的"净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全部样本而言,信贷支持使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提高了8.53%,流入面积增加了1.09亩;对于获得信贷支持的农户而言,信贷支持使其参加农地流转的概率增加了9.11%,流入面积增加了1.15亩。因此,现阶段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共识下,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融资能力是缓解"农地流转意愿弱,规模化程度低"问题的政策选择。     

农户信贷:需求特征、可得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922户农户的调查

根据山东省922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信贷可得性,并运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从农户基本特征、财务状况、信贷特征、信用情况和借贷渠道五个维度分析检验了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调查发现:农户信贷需求具有普遍性,但存在有信贷需求而没发生实际信贷行为的情况,样本农户信贷用途具有多样化,在融资渠道上首选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明显融资偏好;52.60%的样本农户可以获得贷款,信贷可得性不高。实证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规模、资产规模、收入水平、信用情况、借贷渠道对农户信贷可得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信贷特征对农户信贷可得性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年龄和工作经历影响不显著。     

农地确权、农户投资与农户信贷 ——基于2019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构建一个包含农户信贷需求和供给的理论框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信贷供需的影响。研究方法：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从需求面看,农地确权对提升农户贷款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已完成确权村庄的农户贷款意愿比未完成的提升15.8%;（2）农地确权对农户贷款意愿的提升受农户投资需求的影响,农户投资需求越大,农地确权提升信贷需求的作用也越大;（3）从供给面看,农地确权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持有证书的农户申请农业投资贷款成功的概率比未持证的提升12.7%;（4）农地确权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促进作用受金融可及性的影响,农地确权对金融可及性较差农户的信贷供给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进一步增进农户产权意识和金融知识,构建多元风险分担机制,提升乡镇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面,推动农村信贷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有助于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进而巩固农地确权成效。     

农地确权是否扩大了信贷可得性的贫富差距

确权在整体上增加了农户的信贷机会,但在农户之间这种机会并不是均匀分布的。通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对低收入农户来说,确权因强化了土地"禀赋效应"而只能有限地提高信贷可得性。对经营能力强的高收入农户而言,确权可通过土地"安全效应"而较大程度提高信贷可得性。本文利用河南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确权之前,高收入农户的信贷可得性比低收入农户高46.03%;确权之后,高收入农户信贷可得性是低收入农户的106.88%,两者信贷可得性的差距增加了一倍多。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之所以扩大了不同收入农户信贷可得性的相对差距,主要是因为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     

社会资本与农户融资约束——基于农户分化和农地金融创新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基于2017年陕西、河南和宁夏三省区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PSM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分析基于农户分化和农地金融创新视角的异质性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在需求型融资约束方面,正式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资本对需求型融资约束均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且正式社会资本影响程度更大;在供给型融资约束方面,仅非正式社会资本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从农户职业分化的视角看,社会资本仅对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缓解作用;从农户收入分化类型看,社会资本仅对中等收入农户的融资约束具有显著影响;开展农地金融创新,农户被赋予土地抵押贷款权利,农户融资可获性增强,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减弱。因此,应更全面地认识社会资本缓解农户融资约束的作用,同时大力推进农村金融创新以缓解农户融资约束。     

农户分化、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契约选择

农地流转及其契约安排是学界重视的前沿研究领域。其中,关于契约选择的内在机理一直未能达成共识。本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西两省农户调研数据,探究农户分化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及其决定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分化与农户农地转出的意愿契约,无论是契约形式还是契约期限,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农户对土地的禀赋效应起到了中介作用。此外,农地确权强化了农户间的异质性,使得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效应出现不同程度的强化,导致农户更不愿意在农地转出时选择签订正式契约和长期契约。文章强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禀赋效应,强化农民的契约意识,有助于推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与规范化。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机制与微观证据

新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政策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和颁证以及赋予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本文构建了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村金融市场的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和非试最地区707户样本农户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抵押的信贷供给效应初步显现,并且,金融机构的农地抵押贷款供给具有规模偏好特征。农地确权和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名义信贷需求,但由于受到现阶段农地抵押法律的限制和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43.24%具有名义信贷需求的农户依然无法有效表达其信贷需求,仅能将名义信贷需求转化为潜在信贷需求。修订限制农地抵押权的法律和完善农地抵押制度,将有助于改善这部分具有潜在信贷需求农户的信贷条件。     

农地租约以及对象选择:来自农户问卷的证据

本文将农户农地转出的租赁合约分为"关系型合约"和"要素型合约",构建了"土地依赖—交易费用—农地流转收益—缔约对象选择"的理论框架,揭示农户租约对象选择的内在机理,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租金和转出面积在"亲友邻居"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土地依附性、非专用土地资产、专用性社区资本和交易规模促进农户选择"关系型合约",而合约稳定性和农地流转收益促进农户选择"要素型合约";专用性人力资本、交易规模、非专用地理位置、合约稳定性、农地流转收益和农地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缔约主体多元化具有促进作用,而土地依附性、非专用土地资产和地权不稳定性则存在抑制作用。     

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PSM-DID的计量分析

本文依据角色定位、过程管理和保障监管差异划定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的不同场景,从农户生计资本视角,利用两期截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对各场景下农地流转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并不能给农户生计资本带来显著改善,甚至有轻微的负效应;农户因农地转出带来的自然资本降低与政府规划行为下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带来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相抵;相对于中介型的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由政府主导开发的农地流转会降低农户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有书面契约的和合同可修改的农地流转对保障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的正效应;有实物租金的农地流转显著降低了农户的物质资本;针对已确权发证农地的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对农户自然资本的积累有显著的负效应。     

“新常态”下中国农贷市场供求关系的重新解读——基于农户分化视角

本文基于农户分化视角,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农贷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研究发现:"新常态"下,普通农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两类信贷需求不足;创业型农户各类资本较高而容易获得两类信贷青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等原因难以获得正规信贷;正规信贷供给的收入导向特征明显,非正规信贷更能贴近并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信息对称等变量对信贷供求两端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的启示在于:中国农贷市场应有机整合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比较优势,并大力推进普惠信贷体系建设,优化供给侧结构;同时,农贷市场应主动适应农户信贷需求的动态演变,特别应深化农村产权资产抵押担保融资改革,加强农村领域的金融知识普及,进而实现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助推农业现代化及全面小康的实现。     

农户信贷需求和融资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324户农户的调查

根据陕西省324户农户的实际调查数据,对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和融资选择偏好进行分析,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估计影响农户融资选择偏好的因素,以及不同信贷偏好类型之间的相对风险比(RRR)。结果表明,64.51%的样本农户具有贷款需求,且生活性贷款需求高于生产性贷款需求;农户贷款选择顺序第一位是亲朋好友,其次是信用社和银行。贷款经历对所有选择偏好都有显著影响;总收入越高、农业收入比例越高,农户更偏好于选择正规机构;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固定资产价值越高,越偏好于选择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数量对非正规渠道融资影响不显著。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土地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对农户生计策略有重要影响。文章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湖北省8个县(区)503份调研样本为数据源,在测算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转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提高农户生计水平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异质,地形平坦区生计资本高,农地转出会降低自然资本,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农地转出后农户生计资本改变,进而对生计策略转变产生显著影响,生计资本在农地转出对生计策略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农地转出对农户兼业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901、0.788;农地转出对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767、0.861。(3)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水平高,耕种条件好,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鄂西生态圈地区农户受到教育、地形等因素限制,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文章研究认为,应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     

社会网络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抑制还是激励?

本文利用2016年新疆农户调查数据,将农户信贷过程划分为信贷需求、信贷可得性和信贷违约三个阶段,通过构建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识别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因素。本文揭示了社会网络不仅仅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信贷可得性和信贷获取渠道,还通过影响农户的信贷履约行为,最终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风险,且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表明,拥有较多个体性社会网络虽然有助于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但会降低农户的还款意愿,降低履约率,增强信贷风险;拥有较多团体性社会网络的农户具有更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会提高履约率,降低信贷风险。个体性和团体性社会网络对信贷风险的作用还受到信用环境的影响。因此,要发展商业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降低农户信贷风险,在区分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影响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社会网络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抑制还是激励?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6年新疆农户调查数据,将农户信贷过程划分为信贷需求、信贷可得性和信贷违约三个阶段,通过构建三阶段联立Probit模型,识别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违约的影响因素。本文揭示了社会网络不仅仅影响农户的信贷需求、信贷可得性和信贷获取渠道,还通过影响农户的信贷履约行为,最终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风险,且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表明,拥有较多个体性社会网络虽然有助于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但会降低农户的还款意愿,降低履约率,增强信贷风险;拥有较多团体性社会网络的农户具有更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会提高履约率,降低信贷风险。个体性和团体性社会网络对信贷风险的作用还受到信用环境的影响。因此,要发展商业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降低农户信贷风险,在区分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影响的基础上,促进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农地确权与农户要素配置的逻辑

农地确权会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1)农地确权在强化农地产权改善农地潜在价值的同时,将诱导农户不断提高其转出农地的保留价格,从而抑制农地流转。(2)农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在农民倾向于非农就业的情景下,投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并非是有效的行为选择,甚至存在农地非农化的风险。(3)在小农经营格局下,农地确权对抵押贷款市场的促进作用将是有限的。因此,农地确权并不必然存在促进农地流转、诱导投资激励、改善信贷可获性的内在逻辑。作者强调,挖掘农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关键在于盘活农地经营权,通过迂回投资、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从而将农户卷入分工经济。     

土地确权是否具有益贫性?——基于贫困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贫困地区1898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和缓解信贷约束三种中间传导机制,分析土地确权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土地确权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其作用机制是,土地确权促进土地转出,提高了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土地确权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工资收入水平;土地确权所获得的抵押担保权属能够提高信贷可得性,缓解信贷约束、改善经营状况。在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加大贫困户劳动力转移的扶持力度,完善土地金融化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土地制度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吗？ ——基于风险分担机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揭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影响农户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机理,并检验风险分担机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方法：运用PSM-DID方法、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研究结果：（1）农地抵押政策可以提高大规模农户的信贷可得性;（2）农地作为抵押物的处置风险是影响农地抵押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农地抵押+农地流转市场”和“农地抵押+第三方组织”两种风险分担机制均能有效降低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的处置风险,进而可以强化农地抵押政策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改善作用。研究结论：农地抵押政策的进一步推行需要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农地的处置风险,以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