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特征、资源获取与初创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网络关系在新企业创建和成长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但究竟何种网络特征能够促进新企业资源获取和绩效提高尚不明晰.本文以初创企业为对象,构建了关系特征、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利用322家成立时间在42个月内初创企业的调研数据,对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强度对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关系信任对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网络规模对知识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知识资源获取对新企业财务和成长绩效具有正影响;知识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正影响;知识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但网络规模对运营资源获取的影响不显著,运营资源对初创企业财务和成长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资源获取、资源管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将创业资源获取划分为运营资源获取与知识资源获取,分别研究其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并引入资源管理这一调节变量,探讨资源管理对资源获取两个维度与创业绩效关系的不同调节作用。以165家创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资源获取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同:运营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知识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呈U型关系。资源管理在不同类型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资源管理强化了运营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弱化了知识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     

关系强度、关系资源与新企业绩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大多数研究认为,善于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创业者更可能收获更高的新企业绩效,但对关系资源在促进新企业绩效中的角色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考察了创业者所利用的关系强度、关系资源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资源获取行为对该作用过程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创业过程中,越丰富利用关系资源的创业者更容易整合到更丰裕的创业资源,从而提升新企业绩效.尽管所利用关系强度更高的创业者往往能以更快的速度获取创业资源,但并不能确保创业者能够迅速应付创业初期的资源需求,并不会改善新企业绩效.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嵌入到行为层面揭示了社会资本改善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及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发现网络嵌入性资源是有助于解释新企业绩效差异的重要变量,这是对已有文献的重要补充.     

新企业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倒 Ｕ形关系——基于资源整合能力的调节效应研究

近年来, 创业导向与绩效的正向关系不断受到挑战.诸多学者强调, 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是“难以捉摸”的.新企业由于“新且小”的先天不足抑制了创业导向对绩效的积极功效.新企业的创业实践表明, 资源整合能力之资源识取能力和资源配用能力对于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34份新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关系, 结果表明, 新企业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并非主流研究成果所认可的正向线性关系, 而是呈现出了倒U形的曲线关系.资源识取能力和资源配用能力对创业导向与绩效的倒U形关系分别具有调节效用, 即当这两种能力提升时, 低度创业导向对绩效的正面作用会增强, 高度创业导向对绩效的负面作用会降低.这说明了新企业创业导向并不总是有助于绩效的提升, 只有拥有适度创业导向的新企业才会有较好的绩效表现, 而要确保创业导向对绩效的积极作用, 新企业必须完善并提升其资源整合能力.     

手段导向、知识获取与新企业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

创业能力对于新企业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受到创业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创业者个体层面创业能力的前因和结果分析,组织层面的创业能力的实证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仍有待运用有效的理论揭示新企业如何构建组织层面创业能力的内在机理和路径。作为新兴的创业理论,手段导向理论有助于面临高不确定性的新企业在创业过程中持续进行迭代式学习,而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知识获取作为组织学习的核心环节有助于组织创业能力的构建。因此,手段导向可能通过知识获取提升新企业创业能力。然而,少有学者关注此方面研究。 运用手段导向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深入剖析手段导向各维度对创业能力的积极影响,检验知识获取在手段导向与创业能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采取大样本问卷调查,收集215家中国新企业数据,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手段导向的4个维度均对创业能力具有积极影响,试验、可承受损失和先前承诺3个维度通过知识获取提升新企业创业能力,但是知识获取在柔性与新企业创业能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论对于丰富和拓展组织层面创业能力相关研究和推动手段导向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新企业如何在高不确定性和强资源约束下构建组织创业能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商业集团从属企业合法性双元与成长绩效关系北大核心CSSCI

根据商业集团从属企业双重身份的特点,分析了其合法性的双元属性,并提出了合法性双元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合法性双元解构为平衡和联合两个维度,分别分析了两者与从属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从属企业成长产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资源获取对联合维度与从属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而平衡维度与成长绩效的关系未得到实证支持.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对合法性双元与从属企业资源获取关系的调节性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联合维度与资源获取的关系,而对平衡维度与资源获取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环境包容性反向调节联合维度与资源获取的关系,而对平衡维度与资源获取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知识管理战略、组织能力与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描述和测量知识管理战略的六个主要维度:外部导向、内部导向、显性导向、隐性导向、探索导向和利用导向.基于397家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本文检验了知识管理战略、组织能力和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发现知识管理战略能显著地提升组织能力,而组织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组织能力在知识管理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联盟企业的战略导向与知识获取——控制机制使用的中介与干预作用

探讨了联盟企业的控制机制使用对于其战略导向与知识获取间关系的中介与干预作用.目的在于揭示不同控制机制使用对于联盟企业的战略导向与知识获取间关系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通过对389家联盟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信任控制是市场导向与知识获取的中介变量,也是企业家导向与知识获取的正干预变量;契约控制是企业家导向与知识获取的中介变量,却不是市场导向与知识获取的负干预变量.该项研究结论对于发展战略联盟管理文献、促进联盟企业的知识获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网络能力、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基于中国孵化产业的实证研究

创业活动的网络化组织模式更具创新优势,网络能力作为企业通过构建外部关系获取各类资源的能力或技巧,会对其绩效产生影响,但既有文献并未对网络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有效界定,也未对网络能力影响创业绩效的传导机制予以揭示。因此,本文构建了网络能力、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中国孵化企业的问卷调查,对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数据分析显示,相对稳定的网络结构各维度在网络能力和创业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其中,中心度、结构洞、异质性中介作用显著,而核心度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创业企业外部网络化实践以及创业政策的制定均有一定价值。     

供应商供应网络位置与企业绩效：网络认知能力的作用

从供应商的供应网络视角考察企业如何管理和利用供应商的资源和能力。在简要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供应商供应网络位置对制造企业绩效不同维度（运作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并研究制造企业网络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通过问卷调查获取237个中国制造企业样本数据,应用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占据优势网络位置的供应商对制造企业运作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网络认知能力加强了供应商供应网络位置与制造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制造企业的网络认知能力越强,企业通过选择并利用具有优势网络位置的供应商所实现的运作绩效和创新绩效越大。最后对制造企业的供应商管理实践提出相关建议。     

资源依赖、网络中心度与多方联盟构建——基于产业电子商务平台的实证研究

以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依据,以产业电子商务平台为实证背景,深入分析了影响企业加入多方联盟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是否加入多方联盟主要受2方面因素的影响:资源依赖和网络结构中心度。企业对新联盟的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度越高,其加入多方联盟的概率越大。这种经济考虑和社会考虑同时存在,共同作用于企业的战略抉择。     

Diaspora Ownership and Homeland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Although the contribution of diaspora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 becoming more eviden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hannels used by individual firms to benefit from diaspora.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equity ownership as a form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omeland firms and diasporans (i.e. diaspora members). Specifically, we draw on the literature on diaspora combined with an owners-as-resources perspective to theorize about how diaspora owners can affect the homeland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We suggest that the anticipated entry costs deriving from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faced by homeland firms explain how the impact of diaspora owners varies depending on entry mode. Finally, we compare diaspora owners to other types of foreign owner which we argue have lower levels of motivation and ability to help homeland firms to internationalize, and contribute relatively less to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than diaspora owners. We test and confirm our predictions using data on 2608 domestically controlled Indian firm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2006–2012.     

战略创业与家族企业创业精神的传承——基于百年老字号李锦记的案例研究

战略创业理论是研究家族企业跨代际传承的有力分析工具,家族企业通过跨代际间的战略创业不断打破内外部制度的约束,利用新的知识与能力推行新的战略举措,传承创业精神,实现家族企业资源更新与成长诉求。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整理提出了家族企业战略创业与跨代际成长的研究框架;其后运用理论驱动型案例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已有120年历史,并成功实现了3代传承的李锦记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有力的案例事实去验证和发展家族企业战略创业与跨代际成长的理论框架。深入研究后作者发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是家族企业进行战略创业的根本动力所在,家族企业通过治理结构变革、产业创新、家族企业资源的动态管理、内外部网络构建、国际化发展等一系列战略创业行为,不断突破现有约束,从而实现创业精神传承与跨代际持续发展。     

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内部行为主体的特点及互动机制

针对企业持续创新活动的来源问题,基于价值网络理论从企业官方活动和非官方活动两个方面,分析了企业内部官方活动行为主体和非官方活动行为主体价值创造的特点,构建了这两类行为主体在价值创造和价值交换中的互动关系模型,并运用相关数据对模型各构成要素进行了初步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至少在一定的业务活动范围内是基本有效的。     

创新网络嵌入视角下企业研发竞争的博弈研究

研发投入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如何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本文基于创新网络嵌入的背景,构建同一创新网络内两个企业间的博弈模型,针对不同网络位置企业竞争博弈和相同网络位置企业竞争博弈两种情形,探究在研发竞争状态下企业研发投入受网络地位、网络关系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创新网络嵌入下,同质企业的竞争性研发投入与网络范围的技术溢出、网络平均吸收能力以及网络中心度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也为有效激励企业创新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补偿机制对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影响研究

随着创投市场的网络化趋势越来越突出,提升网络位置成为创投机构的重要竞争战略之一。论文基于激励视角研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简称引导基金)补偿机制对创投机构网络位置的影响。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大样本数据构造匹配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论表明:(1)引导基金参股时为私人资本提供收益补偿、固定收益补偿、或者收益补偿加上固定收益补偿会提升创投机构的网络位置,为私人资本提供亏损补偿、亏损补偿加上固定收益补偿、或者亏损补偿加上收益补偿加上固定收益补偿则不会提升创投机构的网络位置;(2)相比于参股国有背景创投机构而言,引导基金参股非国有背景创投机构时提供收益补偿、固定收益补偿、或者收益补偿加上固定收益补偿对网络位置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论文拓宽了创投机构提升网络位置的战略选择,对引导基金主管部门选择补偿机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纵向差异下的连接外部性和网络结构分析

在寡头竞争的市场环境里,相互竞争的企业通常会与竞争对手建立连接,从而影响他们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方式。本文我们建立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企业建立连接的激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网络结构形态。在博弈的第一期,具有纵向差异化的企业决定是否与其竞争对手建立连接;企业观察到连接结果后在第二期进行价格竞争。本文的分析显示均衡网络结构与连接效应、连接成本和消费者偏好有关,均衡网络可能仅是一个企业与其它所有企业建立连接的星型网络结构,也可能是没有任何企业建立连接的空网络结构。本文还分析了均衡网络和社会有效网络之间的关系,发现均衡网络和社会有效网络并不总是一致的,从社会计划者的角度看,企业建立连接可能存在激励不足,因此公共政策应该鼓励企业建立连接。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冗余资源配置条件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合约研究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企业同时采用新增资源投入和搜寻企业冗余资源进行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了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新增资源和冗余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条件,以及2种资源组合配置模式下的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动的最优激励合同条件。企业可以根据新增资源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以及各行动之间成本函数的相互依存性的不同组合,采取适度激励、重度强化激励、轻度强化激励、重度弱化激励和轻度弱化激励等优化激励组合方案来激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从而使企业技术创新资源的配置有更多优化方案选择,以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和成本,提高资源效率和创新绩效。     

The role of small firms in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It is clear from research policy statements throughout Europe and in the USA and Japan that governme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e well-being of small firms. This is based on a belief in their ability to generate employment, their potential for the industrial regeneration of the so-called development areas and their ability to produ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t is to this latter issue—the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small firms—that this article is addressed. Further, while most studies of the role of small firms in innovation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innovation counts’ and have adopted a rather static approach, we are here concerned with their role in the dynamic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pecifically semiconductors and 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 Moreover, there has in the past been a tendency to emphasize the role of the small firms or the role of large firms in innovation; we reject this rather sterile view and demonstrat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both areas—semiconductors and CAD—the initial breakthroughs were made in the R&D laboratories of large companies which produced components and equipment for their own use; it was through the actions of new technology-based small firms that these innovations were diffused into more general use. Again in both cases, the basic technological know-how, the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and often the risk capital,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innovating large companies. Thus, policies that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dynamic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 large and the small clearly are of only limited u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