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记述形式的变化

希望研究清楚专属于中国古代王朝和候国历史编纂官的史官遗留下来的公式化历史记述的形式,为本文论证考据的目的。关于古代的历史,和写成文字的历史记录同时并行的还有口头的传说,在中国历史的流传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自然口头传说的东西已经消逝了,虽然它对我们所掌握的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给以很大的影响,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好等待其他的机会再去进行,而在这里专将王朝史官所写的历史记载作为资料,拟将其形式的变化和古代文化发展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作为史学     

对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认识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为指导,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使农民休养生息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得到实现。本文从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出发,归纳总结毛泽东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内容,探究其产生的渊源,分析其经验教训,为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理性探索。     

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它的引入不但为中国史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还带来了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为历史学参与反思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确立时间研究反思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等发生过重大影响,不仅国内学者重视,它也深受国外思想家、政治家的重视和好评,因此,加强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研究其确立时间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影响了对它的研究和探讨。在此,作者将对诸种结论进行综述,并尝试指出用新方法来进行研究。     

满文音素原相结构浅论

满文是中国历史下最重要的民族文字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清代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三中全会以来,满语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其研究领域虽已相当广泛,但形体学尚无人问津。笔者感到,满文形体问题,是满文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满文中许多重要的现象均与此有关,以形体为对象的满文形体学是满文研究中亟待建立的新的分支学科。     

问题意识与历史视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历史社会学路径

社会学作为一门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引介到中国的学问系统，从最初引入之时便面对着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乃是普遍的社会学理论同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张力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张力，又如何真正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建立面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了社会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社会学的中国化，究竟是理论概念上的中国化还是研究对象上的中国化?抑或是研究方法上的中国化?本文通过对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潘光旦、费孝通和瞿同祖等老一辈社会学研究者构成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古典时代，开启了一系列经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被后来的学者继承下来。当下的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凸显出问题意识的整全性、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以及经验研究的总体性三重特征，既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发展历程上的突出特征，同时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路径。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是历史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上在清算党内错误路线时,不能涉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不能进行研究。到了六十年代,上述问题本已不再存在,应当加强研究,可是林彪、“四人帮”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设置禁区,其中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又成了一个大的禁区,这一问题几乎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白。     

学识与事实:中西会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

中国社会保障史起步阶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和现代分离、理论方法依附于西方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争也迅速蔓延到这一年轻的研究领域中来.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的深化和健康发展需要经历很大的视野调整,既不能以西方为中心,又不能停留于对中国特色的单向强调,而要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融入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之中,依"普遍历史"的眼光,在同一时间维度中对中西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思考,并通过历史实证研究,揭示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特殊道路.     

主持人语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迅速展开,其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区域史研究应当具备方法论的意义。区域首先是需要被检讨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将区域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思考其由来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区域史应与社会史、整体史实现统一,充分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展现各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行动与历史:吴文藻与费孝通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的间距

针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这一较具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回到吴文藻与费孝通两位跨代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审视他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通过梳理发现,两人既有关联性也有实质上的区别:吴文藻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所持的是以"行动"为取向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则一直践行着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而与吴文藻研究所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也可以有历史维度,特别是在其晚年的学术反思中愈加突出历史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两人虽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存在着间距,但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建设均有积极的倡导意义,即中国社会学在坚持一贯的"行动"取向之外,"历史"维度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将丰富和确证中国社会学的"自性".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毛泽东对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阅读史籍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点评.毛泽东倡导以唯物史观、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以及厚今薄古等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毛泽东对古代历史、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富有独创性的论述,体现着他颇具特色的古代史论.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走过了90余年的风雨征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90余年的发展中呈现出了色彩斑斓和丰富多彩的画卷,并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大体上有三种主流形态,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与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种形态,它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马克思的新发现（即唯物史观）三者之总和;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进行艰难探索的理论成果;＂实践唯物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这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倾向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中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辩证法”。当卢卡奇转向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时候,是依靠黑格尔哲学所提供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的。这就使得卢卡奇不能不带有黑格尔主义倾向。因此,在研究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当中,不能忽视这一点。     

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长期达不成一致看法,已经影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应该从新的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进行研究,以取得相对的共识。从经典作家文本中的“历史”范畴出发,推及其历史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研究目的及四者的综合中提炼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身特质,是以后解决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的研究趋势。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

唯物史观的诞生过程表现为历史认识论的确立过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科学实践观的确立解决了历史认识论问题。实践历史认识论回应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推进了唯物史观的研究。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与历史发展

唯物史观研究往往绕过历史这一基本概念,或许因为缺乏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而对其诉诸以"人类实践活动史"或"研究对象史"与"研究方法史"的统一的阐释,这种研究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唯物史观研究的发展。本文认为,研究唯物史观历史概念,一是要从历史观嬗变的角度弄清近代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概念及其对唯物史观所产生的影响,二是要深入到马克思哲学思维中探讨唯物史观历史概念的理论根基及其深层意蕴,惟其如此,才能揭示唯物史观历史概念的本真意蕴。通过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考察,本文提出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概念指征的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消除人的自由本质异化的发展过程。     

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

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派别。两派虽呈对峙之局,正面交锋却不多见。来自史料派大本营的童书业曾与史观派中的王宜昌、李季和翦伯赞展开辩论,公开对其进行学术评估。他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但反对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的古史观及其对考据派的谩骂式批评。他指明史观派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他还认为唯物史观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宗教哲学。童书业心目中的唯物史观者,与1949年之后的正统认识大相径庭,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抗战后唯物史观派的上升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不只是政治变动的结果。     

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与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

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总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马克思认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历史不能游离于"现实的人"之外,它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现实运动。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这一认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并指明了史学研究与历史本身的内在会通性,要求史家在史学的研究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史学研究要强化史家的主体意识。     

唯物史观的文化史研究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其动力是基于社会条件之上的人的意识、需要;文化史研究的任务就是研讨历史运动的规律,其方法为"唯物"、"阶级分析"与"实践"。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一些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并批评了传统中国文化。杨东说墨家的"兼爱"是训练平民与农民为"受官僚与地主之剥削的孝子"。陈国强说秦统一之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称赞王莽是"打击私有制之一个大胆的改革家"。陈高佣说中国现代化的途径是在民族资本基础上渐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陈竺同特别重视生产工具的变革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毛泽东说未来中国的文化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尹达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疑古思潮,用考古新材料描绘了中国远古文化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