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与大陆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比较介评

刑事诉讼中,案件进入审判程序后,法院可能发现对被告人应适用的罪名和刑罚与检察院的起诉判断有所出入,此时法院可否变更起诉罪名及刑罚,适用另一罪名和相应刑罚?台湾刑诉法采行变更起诉法条制度,承认法院有权变更起诉所引之法条,但须于案件事实同一性之前提下始得为之,并应践行一整套法定的"变更起诉法条程序"。大陆地区刑诉法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仅肯定法官变更起诉罪名权,但并无任何启动条件与实施程序之限制,相关理论研究亦存在不足,应借鉴台湾立法及理论之研究予以完善。     

对法官能否变更指控罪名问题的再认识

作为刑事诉讼客体的案件由两大要素构成 :一为被告人 ,二为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仅是初步的法律评价 ,案件最终的法律评价是由法院来作的。在检察机关起诉的被告人及犯罪事实范围内 ,在不妨碍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前提下 ,法院可以变更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     

拐卖犯罪中连续犯跨越不同法律时段触犯不同罪名的定性研究

由于法律的修改 ,同一犯罪行为在不同的法律时段有不同的罪名和不同的量刑标准。而同一行为在不同法律时段中触犯的不同罪名 ,其犯罪构成有一定的共性 ,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连续犯本应定一罪 ,却因跨越不同的法律时段而触犯了不同的罪名 ,其定性也就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此问题在拐卖犯罪案中尤为突出 ,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并兼论其他。     

“套路贷”犯罪模式解构与罪数问题探讨——基于两高两部“2019·04·09”《意见》

"套路贷"犯罪过程的实施往往包含多种环节,触犯多个罪名。典型"套路贷"犯罪一般具有恶意签约、制造违约、垒高债息和不法索债四个环节,根据恶意签约环节和不法索债环节的行为是否触犯同一罪名为标准,可将"套路贷"犯罪分为触犯同一罪名和不触犯同一罪名两种犯罪模式。两环节行为触犯同一罪名时,属于同种数罪且不应该并罚,两环节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时,应认定为牵连犯,择一重处。     

对一惩治贪污罪案例的解读与思考

贪污罪在西方和发达国家的刑法中不是必设罪名,有的国家把它写在财产罪里,作为侵占罪或者盗窃罪加以规定,有的国家把它作为侵占、贿赂等犯罪的概括性罪名。由于美国的法律渊源复杂,尤其判例法制度决定了法官拥有较大的审判自由裁量权,加之美国其他刑罚和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使该案法官得以作出非常规判决。该判决凸显代表当代刑罚改革潮流的诸多刑罚观念和司法理念,对完善我国惩治贪污罪的刑罚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严打“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现

"严打"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依照刑法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不能因为"严打"而降低定罪标准和加重刑罚;"严打"要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严打"期间对行为的定罪量刑应基本平衡;"严打"要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情节适用刑罚,不应一律适用重刑.     

从对国家赔偿法的理解看存疑不起诉的赔偿

从对<国家赔偿法>第15条第2项的理解看,该法中的"没有犯罪事实"包含事实上的没有犯罪事实和法律上推定的没有犯罪事实两种情况.不起诉案件中被逮捕的嫌疑人就属于国家赔偿法中"没有犯罪事实的人",检察机关应对存疑不起诉案件中被逮捕的嫌疑人进行赔偿.     

减刑运作与刑罚合同弹性

减刑是实现刑罚力度合理调整的关键性技术.因此有必要用合理的分数配置和量化标准,综合运用多种考核手段,体现法律公正;为明示法律对罪犯行为的规导,行刑法应扩大悔罪表现在必减条件中的含量在细化并适度放宽可减标准,提高可减适用率的同时,设置可减裁定的撤消和更改程序防范风险.此外,行刑法应针对必减的适用,拓展罪犯的请求权,对触犯抢劫、盗窃等特定罪名的,刑期在三年以下的短刑犯,宜适度放缓减刑频率,缩小减刑幅度,形成刑罚的合理强度.     

我国刑事审判中法院变更罪名制度探析

法院在案件庭审结束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犯罪事实不一致时,可改变指控罪名,按照自己审理认定的罪名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司法实践中,应通过立法明文规定法院享有变更罪名权,并对其变更程序、时间限制、管理分工作出细化。     

侦查终结与移送起诉案件的条件思辨

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对侦查终结与移送起诉的条件存在法理不清或规定偏颇、失误的问题。为了分清侦栓诉讼职责,提高侦查效率与案件质量,在侦查终结与移送审查起诉过程中．必须明确的是,“案件事实”与“犯罪事实”两者的内涵存在不同;“证据确实、充分”是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要求．不是侦查终结案件的要求;移送起诉的案件存在涉嫌犯罪性质和罪名问题,撤销的案件有些并无罪名;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案件移送起诉的条件,不是侦查终结的条件;犯罪嫌疑人归案应成为移送起诉案件的前提条件：久侦不明的疑难案件应作为特殊情形纳入侦查终结撤销案件的法定程序处理。     

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影响及对策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是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法律框架。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成效不仅受两岸刑事程序法影响,而且受两岸刑事实体法影响。两岸刑事实体法律差异下的罪名差异、同质异罪、同罪异罚等问题已带来司法互助中的管辖争议、合作懈怠、法公平性的损害等负面作用,并有形成两岸"犯罪洼地"之趋势。应经由"合作范围"去罪名化、商定两岸互涉犯罪之管辖条款以及自由裁量下的刑罚趋近等对策和路径,减少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的负面影响,以提升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成效。     

聚众淫乱罪的迷思与匡正——以“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为线索分析

“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作为热点案例，为我们透视聚众淫乱罪的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问题提供了平台。对聚众淫乱罪立法沿革的阐释、对该罪的规范解读，无非是想说明，当下不宜轻率地取消聚众淫乱罪：聚众淫乱罪罪状是简明罪状．法律及法律解释对“聚众”和“淫乱”缺乏清晰明确和权威的界定．导致了该罪现实中的司法困境。实行司法对立法的能动反馈、对刑法条文进行道德解释、培育健全的法官人格无疑是实现司法突围的正确路径。     

关于徇私枉法罪罪名存在的问题

徇私枉法罪在罪名方面,表现为罪名名称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由于罪名设置不科学而导致的诸多的刑法理论冲突。本文提出应该重新设置该罪罪名的设想。     

中国留学生在外国的罪与刑管窥

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期间,不仅切身体验到不同文化的作用,甚至还会经历中西方刑法文化差异的冲击和震撼。近一段时间里,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因犯罪行为被指控的事件被媒体频频曝光,而有些行为在国内却习以为常,根本就不是刑法规定的犯罪,如一名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女友送行"吻瘫机场"而被指控犯有"非法进入安检区罪"被判罚款和社区刑,一名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口角出狂言"被指控犯有"恐怖威胁罪"而被遣送回国,留学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因"替人代考"被判刑,父母为留学外国而犯罪的儿子私自与被害人私了,等等,这些事例很值得我们深思。     

量刑基准初论

量刑不均衡向来是饱受民众非难的问题，察其症结，规范的量刑基准之缺失实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所以，明确量刑基准的存在意义、重新检视量刑基准的概念及确定方法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和极具实践性的任务。     

中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法律责任制度比较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是资源类犯罪中为数较多的组成部分,其危害性日益彰显。为对有力打击此类犯罪提供较为完备的法律保障,完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法律责任制度成为严厉打击此类犯罪行为,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所必须。我国制定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起步较晚,基础较差。通过对中俄野生动物资源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比较,并借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对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规定之优点,完善中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应增设有关罪名,对现有罪名罪状进行补充修改,完善加重责任条款。     

论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浙江温岭虐童案引发了学界对虐童行为刑法规制问题的思考.儿童身心的稚嫩性、虐待行为对其伤害的潜在性以及不利影响的深远性,类似的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此有必要予以刑法规制.考虑到罪名的逻辑结构,以及为体现对儿童的特别保护精神,增设虐童罪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同种数罪处罚原则新说

数罪并罚问题无论是在刑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同种数罪该不该实行并罚更是刑法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 ,在司法实务中 ,大多是把其作为一罪从重处罚的。笔者认为 :同种数罪也是数罪 ,将其实行并罚制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更具科学性。     

我国经济犯罪中死刑废止问题之探究

死刑存废问题的研究历来是刑法学的研究重点。我国经济刑法中大量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文章通过对死刑演进历史和经济犯罪概念的探讨,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经济犯罪的特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分析了经济犯罪中死刑适用存在的诸多不合理,提出应该废除死刑并采取其他刑罚措施替代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