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成效

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之一,由此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创新成效”的研究路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滞后一期实质性创新,但对滞后一期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管理层风险偏好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抑制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相较国有样本,民营样本中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削弱管理层风险偏好抑制实质性创新的程度和解释力更高。进一步发现,两职合一的股东股权质押对实质性创新的抑制程度高于非两职合一样本。控股股东应辩证地对待股权质押行为,管理层应发挥内部治理作用来抑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外部投资者应借助创新成果判断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修正投资决策。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融券卖空机制能够约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分步扩容为自然实验事件，选取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卖空机制引入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意愿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融券卖空交易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机制检验结果发现，融券机制通过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来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并促进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支持卖空机制的“信息增益效应”和“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竞争度较高及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抑制股权质押行为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认识融券卖空机制的市场功能，为科学规范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质押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投资者情绪与控股股东迎合——基于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考察控股股东是否迎合投资者情绪增加投资。使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控股股东存在情形下,投资者情绪依然与公司资本支出正相关,但是相关程度受到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在两权发生分离的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迎合程度越强,不过民营控股股东的迎合程度并没有显著高于国有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占用及其经济后果——基于融资工具的理论视角

现有关于A股市场股权质押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但言人人殊,且与海外市场的发现存在不一致.鉴于此,本文在无其它外部融资渠道的假设下,通过分析股权质押与内部占用两种融资方式的替代效应与潜在风险,提出了一个探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除兼容解释已有大部分实证发现之外,我们还证明:1)股权质押可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效率并降低其内部占用动机,从而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估值,增进投资者和社会整体的福利;2)随着质押比例的上升,控股股东的内部占用动机增强,致使公司估值下降,其行为也会随之改变;3)在此过程中,利率、质押率与市场估值的作用正负相异.拓展分析发现:4)股份减持是相对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传递的信号也最负面.总之,股权质押拓展了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并对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估值以及决策等产生了非线性非单调的影响;其中质押比例是关键,质押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控股股东的持股性质及其控制力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鉴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本文以1134家A股上市公司1998到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根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持股性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在具有不同性质和控制力的控股股东控制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表现及其形成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利益导向下,资本结构因控股股东控制力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市场的融资政策和环境,以及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和股权流动性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控股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     

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基于行业均值的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使用对数部分调整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基于行业均值的动态调整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显著的资本结构向行业均值调整现象,调整系数约为0.5;行业、公司规模、行业均值稳定性3种因素显著影响调整的速度;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比较符合静态权衡理论的预测,而与优序融资理论不一致。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探索分析了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行为的影响关系.选取2003--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85笔大额且控制股东地位发生变更的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中以大额股权转让溢价衡量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平均达到10.66%;以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水平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与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存在统计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基于非财务信息披露视角

股权质押是股东在保留表决权和决策权的同时将股份进行质押获得融资的一种方式。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质押、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后发现,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较低,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较高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前发出风险预警,缓解信息不对称,并配合管理层更好的"包装"公司,以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投资者情绪,它部分中介了股权质押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并且该作用只在非国有样本中显著。本文以非财务信息披露为切入点,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波动的机制,对监管机构制定股权质押相关的信息披露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分置下的股利政策模型

基于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视觉，将股利政策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引入Tirole企业家道德风险模型，探讨在股权分置情况下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在合理假设基础上，我们证明，控股股东对经理进行监督，不仅增加公司净现值，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效用也增加。“一股独大”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控股股东效用增加，中小股东效用不变；发放股票股利，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效用同时增加。股权制衡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效用都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控股股东效用不变，中小股东效用增加。     

风险转移下的企业动态投资与资本结构研究

考虑到作为内生因素的代理冲突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以及信用风险,为此构建了股东风险转移下的代理模型.采用动态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运用数值模拟和参数分析方法,研究股东风险转移以及投资不足所形成的代理问题及其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信用价差以及托宾q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结构化模型相比,股东风险转移以及投资不足形成的代理冲突可以对"低杠杆之谜"以及"信用价差之谜"做出有效的解释;定义了股东风险转移以及投资不足所形成的代理成本后,发现投资不足形成的代理成本更显著;此外,文中也给出了债务融资下企业平均q和边际q随资本存量以及风险转移强度的变化关系.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杠杆率对预期权益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经营的核心目标为股东财富最大化,预期权益回报率是衡量股东财富变化的重要指标.本文研究了杠杆率对上市公司预期权益回报率的影响,据此讨论是否存在最大化预期权益回报率的资本结构.财务困境成本与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得我们难以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角度研究最优资本结构,因而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角度着手研究更为现实,隐含资本成本能较好地代表股权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进而反映股东财富的变化.本文使用Gebhardt-Lee-Swaminathan (GLS)模型对隐含资本成本进行测算,以此衡量预期权益回报率.本文通过实证发现,上市公司的杠杆率与预期权益回报率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使得预期权益回报率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当杠杆率高于最优水平时,去杠杆有利于增加股权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而当杠杆率降至最优水平之下时,加杠杆有利于增加股权投资者的预期收益.     

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基于实物期权的分析

通过把控股股东代理的影响内生到实物期权模型中,分析了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大了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并导致企业过早投资.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提高,负债融资代理成本逐渐降低,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激励效应;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加大,资产替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表现为负债代理成本逐渐提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侵占效应.     

预算软约束下的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分析

分析了不同期限的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国有控股股权对银行借款与投资决策关系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短期借款,长期银行借款与投资支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超额短期借款对投资支出的负向作用不显著,说明并不具有治理效应;整体上,银行借款的增量和存量对投资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低成长企业中银行借款的增量促进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与预算软约束的理论预期一致;而银行借款的存量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这一点支持负债的治理效应理论。在国有股权控股的低成长性公司中,银行借款的增量与投资支出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而银行借款存量的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支持政府股东双重性理论,国有股权减弱了银行借款存量的纪律约束作用。     

可转债与控制权私利下公司投资决策

探究可转债和控制权私利对公司投资决策和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基于均衡定价原理,分析计算了投资期权价值、最优投资策略以及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普通债,可转债能显著地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期权价值,但同时降低公司价值.控股股东倾向于利用可转债为公司融资,但从社会福利角度公司更倾向于利用普通债融资.同时,可转债不仅有效地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而且显著地缓解了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     

控股股东代理与企业内生破产

用实物期权方法分析了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与基于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下企业不同的破产/清算时机选择,并重点分析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程度对企业破产/清算触发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无负债企业的清算决策相比,负债企业的破产触发较早;与无控股股东企业相比,存在控股股东情况下的企业破产/清算触发较晚,企业价值降低.而且随着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增加,破产/清算触发更晚.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企业破产/清算触发逐渐提前.     

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工具建立理论模型,对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行为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福利,增大公司风险;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自身福利产生双重效应——财富分配效应和资产减值效应,控股股东最优侵占比例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提高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现象反应的敏感性,增强曝光力度,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控股股东与媒体的合谋会使其更加大胆地通过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高自身福利.     

大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业绩

大量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多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 且大多显示"利益输送"等负面结论, 中国公司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 事实上, 在中国, 大股东作为独立法人大多具有其自身经营与财务行为(如近期普遍流行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 这些行为将有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其影响机理及影响结果尚无定论. 结合大股东性质、融资约束等中国制度背景因素,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改善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 (1)与国有大股东相比,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等原因而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策略; (2)股权质押行为与大股东持股比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 相对于国有大股东, 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及质押融资更强的"对赌"意愿, 其质押行为与持股比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与国有大股东不同, 民营大股东在质押股权后因担心控制权转移风险, 从而有更强激励来改善公司经营及业绩. 这也表明, 单纯从股权质押融资这一视角, 大股东(尤其是民营大股东)的财务行为可能日趋理性, 其存在并非一味为了"利益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