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黑格尔是西方学界否认中国有哲学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从根源性上说即是由此而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其研究结果仍然值得反思。本文以黑格尔《小逻辑》为依据,根据黑格尔对哲学内容与哲学精神的关系分析及哲学的经验与情感问题探索,认可和肯定黑格尔强调的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等思想,从而认为黑格尔的哲学观事实上支持了中国哲学,从而也支持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本质的理解,决定了对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理解为学科危机,还是意义危机,体现着问题意识的不同,层次和力度的不同。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     

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新世纪，新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

探讨在新的世纪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生长点；四是关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要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郭店楚简与中国哲学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重写中国哲学史问题”、“中国哲学诠释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落实问题”、“儒学的当代开展与儒教问题”等。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处理好出土文献与现存学术思想的关系、总结中国哲学史写作原则方法、寻找中国哲学本有特色、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落实路径、发掘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类型和特征、规划儒学的开展方向等问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实质

李宗桂在《光明日报》2008年4月7日撰文指出，近年一度热闹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哲学就要受到挑战。反之，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去进行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     

论冯契的哲学观

冯契一生的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系统的总结归纳了这三个时期冯契的元哲学思想,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何为哲学”,“哲学为何”,“如何哲学”等这些元哲学理论的具体回答,在比较分析中评价了冯契元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严肃”的“诚实”——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在《托洛斯基与野兰花》中,对哲学的＂使命＂或＂任务＂这一问题罗蒂无法作出回答。在《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提出为自由而牺牲道德是一个合理的代价。论题从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展开,然后从施米特的视角思考,通过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阅读来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突显道德的＂严肃性＂。最后,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对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提出质疑,对罗马人施米特保持警惕。     

科学哲学在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经历了奠定基础、限定性生长和膨胀发展三个主要阶段。1978年至今，中国科学哲学过快过热的膨胀发展，揭示出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起码应具备分析和论证的精神和能力，及注重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意识。这正是大部分中国科学哲学从业者之欠缺所在，也成为研究难以深入的瓶颈。因在其发展中面临的若干问题，科学哲学的前景不为人们所看好。事实上，一门学科兴旺发展所真正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研究问题，形成并致力于解决自己所独有的问题。科学哲学不仅对传统的科学观方面的问题少有比较一致的解决，新兴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也为它酝酿着新的生机。在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中，中国的科学哲学应加强基础训练，瞩目科技进展，侧重问题研究，加速本土化进程。     

方法与意义--中国哲学的重新建构

目前学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此问题的缘起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目前中国学人对历史、现实学术现状的反思,但是,要对中国哲学重新建构就要尽快超越"合法性"的阶段,进入到方法的多元化探索和中国哲学的意义建构方面.应从建构"他者"、澄明误读、开掘源头方面进行方法上的探询,从立足现世、学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建构意义的尝试.     

灵光烛照下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利玛窦《天主实义》、龙华民《灵魂道体说》、马勒伯朗士《对话》解析

从1595年至1708年,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了3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代表作: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和马勒伯朗士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这3部著作,皆从基督教哲学的观点,畅论中西哲学之异同,阐明中西哲学在探索万物本体、推究善恶之原等基本思路上的一致性,揭示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微妙差异。其中所蕴涵的对于人类哲学思维发生之必然性及关于中西哲学之共性和殊性的认识,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当今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