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村民自治的运作实际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中,权力博弈场内的主要局中人是政府、村干部、头面人物、普通村民。由于受村落场域多元性的影响,各类村庄权力主体在不同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干部支配型、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等多种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势必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并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单元的讨论与研究

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遇到了“自治悬空”甚至是“村民自治无自治”的发展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传统自治单元——自然村基础的脱节.面对上述困境,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的、重构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性改革与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之上.而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或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其有效实现单元可能是在现有行政村基础上的、同时向自然村拓展的多级自治形式.     

村民自治组织功能机制研究——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利益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分析来论述村民自治组织在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作用。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提出了保障村民自治组织利益功能机制发挥的制度建构。     

村民自治的政治学解读

村民自治是指生活在法定村庄范围内,具有自治权利主体资格且能够行使权利的自然人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对本区域的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依法进行管理、参与的群众性自治活动。其特征表现为地方权威来源的社会性、行使权利的直接性、自治权行使的有限性、自治主体意识的复杂性、自治民主价值追求的非国家形态性,其价值追求体现为民主。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群众参与: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主体基础

群众是村民自治的主体,群众参与是村民自治不可或缺的环节。研究发现,群众参与程度越高,即参与动机越强烈和参与意愿越强烈,村民自治成效越显著。从历史实践来看,人民公社单元和建制村单元的规模太大,群众距离利益远,利益分享难,参与程度低,导致自治空转。为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群众参与的自治基本单元应该落在规模较小、利益距离近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在自治实践中,可以选择自治有效利益引导有序参与、寻找规模适度自治单元降低参与成本和坚持高认同规模进行互动共治,促使村民自治真正落地。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村民自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乡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村民自治是一种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乡村基层社会性自治,具有社会自治的宪政特性。村民的自治不是由外界授予的而是村民在法治之下的固有权利。在我国应当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宪法地位,使其真正成为我国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主体,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宪法性法律——《村民自治法》或《基层自治法》。     

论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兼论村民自治的困顿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村庄秩序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一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很少关注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对社会秩序生成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论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

以村民理事会为研究对象,以探索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为目的,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调查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展开系统研究。以传统的"大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和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总体已不适应当前村民自治新需要。以自然村、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自治单元,以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理事会为组织载体,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了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乡村治理复杂性的需求。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面子“：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能力、人品和人缘是“面子”的基本要素,并赋予“面子”以实体性。日常性人情的互动是“面子”生成的基础,家庭则构成“面子”运行的基本动力。“面子”因而与主体内在属性紧密相关,呈现出较强的伦理性、社会性和较弱的策略性、表演性。“面子”的分化形成了村庄社会分层和村庄权威结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层次不同、形态各异的权力运作机制,表现为“统合——孤立”机制、“转化——平衡”机制和“渗透——规训”机制,从而促进了村庄公共秩序、社会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的再生产。然而,市场化逐渐导致“面子”的物化,“面子”逐渐脱嵌于主体的“做人”实践,伴随着“面子”竞争的失控,熟人社会渐趋解体。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 ,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 ,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 ,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 ,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 ,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后农业税时代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对策分析

后农业税时代,为了改进村民自治组织面临政治权威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人才外流、法律相对滞后等一系列新问题,必须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基础,化解村级债务;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法律系统化和村民自治规范化;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中提升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赢得农民的政治认同;在农村综合改革中构建新型乡村关系,破解“两委”关系难题;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制衡机制和监控机制。     

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村庄公共性关涉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重建公共性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面子”是发育在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行机制。通过解构村民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的日常性生活实践行为,发现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能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以亏欠-补偿机制、嵌入-转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控制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有必要强化国家权力对面子观的引导功能,使其在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出积极效应,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增强农村内部发展动力,重构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乡村关联性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乡村关系,主要是指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乡村关系的关联性,将乡村关系分为领导型乡村关系、指导型乡村关系和自治型乡村关系。前二者属于强关联的乡村关系,后者属于弱关联的乡村关系。强关联性和弱关联性的乡村关系又因为村庄治理资源和自治因素的差异而对不同村庄的村民自治具有不同的影响。     

论村民自治与农村法治

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的核心,蕴藏着四个方面的农村法治内容：维护民主宪政、维系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平、保护人身自由。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生成和运作的基础,村民自治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村法治的过程,农村法治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村民自治法治功能的发挥。但因受传统文化束缚、民主基因匮乏、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激情多于理性,实践运作与理想形态还有较大差距。要促进农村法治的实现,就要培养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健全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夯实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村落第三域: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并逐步型构的历史体系,对它的研究必须关注整体,进而预设一种理论框架,如此,才能将微观制度的变迁置于整个农村秩序之下。村落第三域可以作为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具体而言,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的属性,应被视为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独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基于二者关系而衍化出的第三域的组成,凝聚力、自足性和自主性是其核心属性,而自治则是其组织和生活规则。这一框架具有三点意义:可将村民自治权定位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可将村民自治进程中遭遇的问题概括为村落第三域核心属性淡化的表现;有助于指明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论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

对村民自治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是保证村民自治权力运行不偏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村庄公共利益轨道的基本途径。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文规定较为模糊,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与文本设计有所偏离。应当以村民自治内涵为基础,以权力划分与制衡为思路,构建"村权三分、支部监督、村财共审、规范公开"的村民自治权力制约机制。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