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创新与城市变化

中国的城市无论是在城市数量、城市规模还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以及城市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制度改革与创新是推进城市变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科学发展观带来城市变化价值取向的变革.21世纪以来,以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生态型城市建设、形象品牌塑造以及城市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城市变化,正在促进城市从关注自身发展变化到谋求区域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城市对区域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区域性城市群的崛起,将把制度创新推进到城市群或都市圈等新的变化领域中来.     

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推进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

推动创新建设现代化城市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实施融合,是推进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首先,本文通过学习《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对重要概念及其相关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出城市交通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城市交通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的需求,组织城市的可持续运行。城市交通问题是工程技术与社会问题的综合。其次,总结提出了新时代对城市和城市交通发展的要求。认为城市交通应从关注建成区拓展到关注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从研究交通流、交通设施转向交通服务和复合交通网络,从关注自身顺畅运行转向高质量组织城市可持续运行。应重视信息技术为城市交通体系重构提供的机遇。最后,提出了推进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应关注的3个重点,包括完善城市交通基础理论(城市交通学)、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以及推进城市交通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本期主题“多伦多城市规划研究”

在过去的25年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在城市建设发展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快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及城市用地的大幅增加，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随着制度的变革，新的城市政策不断产生，这些新政策与一些原有的城市政策共同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市场机制正在逐步削弱和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城市发展的控制．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土地房屋等资源分配利用的主要机制。     

现代服务业:城市转型的新动力系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市必须尽快实现从规模扩张发展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的转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内涵和趋势是城市产业空间的重构和趋于服务化.作为带动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服务业的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创新效应正在引起城市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要素的优化以及城市功能的提升,从而推动实现城市的转型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城市的转型发展.必须促进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城市推进服务业发展的治理措施.     

中科院发布城市发展报告:3药方根治5大城市病--城市发展面临挑战、三大城市群"钱"景看好、"城市病"问题有望解决

中国经济正在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区(群)集聚,这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空间。日前,由中国市长协会组织编写并发布的《2002-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组团式城市群必将成为新一轮财富增长的战略平     

中国规划改革面临倒逼:城市发展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2012年底中国领导人换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路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形势变化对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途径、对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的改革,都形成倒逼。现从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动力的变化、社会需求的变化、政府理念的变化等方面入手,讨论城市发展及规划改革方向,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五个机制: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社会调节机制、利益转移及补偿机制、空间调节引导机制及规划工作机制。     

认识中原城市群 解读河南城镇化

论述了中原城市群的两种概念，阐述了划分中原城市群以及组群城市的意义，提出河南省组群城市发展对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以使河南城镇化发展和中原城市群建设步入健康轨道。     

城市格局洗牌,都市圈时代来袭

<正>"大湾区"热度尚未消退,"都市圈"概念席卷而来。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从强省会、国家中心城市到都市圈,从城市群到大湾区,中国城市格局正在发生第三次洗牌。从重工业为王到外向型经济崛起,东北重工业城市和沿海外贸城市先后崛起。如今,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时代到来,中国城市格     

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城市体系和全球资本体系的关联性趋于显著.从全球资本体系的视角,考察中国城市层级体系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基于全球资本支配和基于全球资本服务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并不完全一致.以福布斯2000中国上榜企业总部为表征,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呈现特定的国家制度语境;以GaWC 175境外公司分支机构为表征,全球资本服务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遵循普遍的市场经济规律.尽管如此,国家中心城市和以其为核心的国家级城市群均占据主导地位.以全球资本服务视角为主和以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为辅,可以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能级最高的国家级城市群,其它三个层级包括能级较高、能级一般和能级较低的区域性城市群.值得关注的是,能级最高的国家级城市群和能级较高的区域生城市群均位于沿海发展带或长江发展带,形成T形分布格局.     

欠发达城市群边缘地区发展探索

边缘地区的发展对于城市群多中心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处在从集聚发展阶段向多中心发展阶段演化过程中的欠发达城市群,更应加强对边缘地区的关注和政策支持。本文在相关课题研究基础上,结合课题的示范基地,以成渝城市群次中心城市四川省资阳市为例,对快速发展的成渝城市群边缘地区城市和农业地区在发展定位、空间组织以及对农业地区的支持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城市解读--试论城市意象的模糊性及对策

文章就现代城市特色缺乏、意象衰微而提出城市意象模糊性问题,追溯了其理论与３两方面的原因。作者探讨了相关的对策理论及其非决策 之后,就所截取的城市的四个片断进行了对策性的研究,以期对提高城市意象力作出有益的探索与尝度。     

浅论亭廊架在园林绿地中的应用

探讨了亭、廊、架的作用及设置原则,提出了园林和绿地中应用亭、廊、架时应遵循宜小不宜大、宜散不宜聚、宜藏不宜露等原则,并结合当地特点、周围环境、绿地性质,以期设计出轻巧别致、新颖美观的亭、廊、架。     

用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合物混凝土修补接缝

五年多来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安全度很高的军用飞机场的停机坪上,石油基填缝料的破坏和边缘剥落等情况时有发生,对喷气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了潜在的危险,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了对原有的损坏进行修补,减慢将来边缘和接缝的破坏,主要是根据材料和正确的安装技术制订了设计标准。     

互动效应与互动发生律初探

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对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工程技术领域以及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互动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互动、互动效应、互动发生规律等概念，对互动效应、互动方式和互动发生律进行了初步分类．并对互动原理在科学史和科学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加强工程项目中的设计管理

随着中国建筑市场的发展,建筑开发商对建筑项目的品质、成本、进度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使得项目管理中的关键环节——设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介绍了项目管理中设计管理的概念和任务,分阶段论述了设计管理在工程项目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了设计管理的核心,并指出了一种研究设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的途径。本文最后列举了两个工程实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设计管理的重要性。     

论墙材革新及墙材装备的发展

墙材革新与技术改进的关系；墙材革新现状及市场经济形势；墙材及装备发展思路；加入WTO后对墙材生产及墙材装备行业的影响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强建筑市场管理 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对建设工程质量的剖析

本文通过对我市建筑市场状况的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建筑市场管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提高建设工程质量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     

设备使用与维护及维修在成本管理中的重要性

分析了项目成本管理的含义,针对设备管理在成本控制中的重要性,从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维修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利用率、经济寿命率,从而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本.     

电阻片与外壳间距对SPD模块散热的影响研究

氧化锌压敏电阻自身的热效应引起限压型电涌保护器短路起火的事件越来越多,为了保证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有必要对SPD的散热特性进行研究。当SPD内部存在多个电阻片并联结构时,电阻片组与SPD外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间距,间距距离的大小会影响SPD的散热性能。运用传热学原理对SPD进行了理论传热计算,计算结果表明,间距距离越小,SPD散热能力越强。以3个电阻片并联且左右两侧间距不等的SPD为例,通过试验研究不同间距距离下的SPD降温曲线,结合传热学计算结果分析间距大小对SPD散热能力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进行SPD结构设计时,减小电阻片与外壳之间间距能有效提高其散热性能。     

In the shadow of the city: the fringe around the Australian metropolis in the 1950s

Metropolitan plans were prepared in Australia from 1948 to 1962 for four of its five biggest cities - the state capitals of Sydney, Melbourne, Perth and Adelaide. They contain the first analyses and proposals for their rural-urban fringes. The earliest, that for Sydney, is the most visionary and radical and defined a Green Belt to contain and shape a slowly growing city; to provide amenities and recreation for citydwellers; and to reconstructa countryside ravaged by 'promiscuous urbanisation'. The next two plans for Melbourne and Perth are much more pragmatic, dealing with the organisation of headlong metropolitan expansion with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seen as suburbs-in-waiting within servicing and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 The last, that for Adelaide is a mixture of trend planning with strong design themes partly expressed in the fringe. These are forthright exercises in the master-plan mould.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50s regarding the fringe are briefly reviewed in the case of Sydney. These show much more complex issues and perceptions arising, particularly regard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re is consequently an absorbing challenge in describing these dynamic images, and also in shaping a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reflect and handle them.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apparent in the metropolitan plans of the 1950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in this reg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