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竞争和合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检验

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并行的,城市间的关系对城市自身和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26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城市间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对城市及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竞争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为负,合作对本地和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影响。在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竞争的负溢出效应与合作的正溢出效应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意愿大于合作意愿。要更好地发挥上级政府的作用,在从整体上规划好城市群发展的同时,将“城市间合作”作为对各城市政府及官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要建立有效的常态化的城市间经济合作机制,通过产业分工强化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和行为。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相关性;动态模型、静态模型在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均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动态模型在经济距离矩阵下则具有显著负向溢出效应;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三大经济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大体一致,东、西部地区长期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中部地区呈现负向抑制效应。应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期正向效应,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新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均衡发展,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衰减边界的视角

数字金融已经成为破解金融排斥困境的核心途径,是助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已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少关注其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更加缺乏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展开深入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地理衰减边界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既有助于本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也有效带动了周边邻近城市服务业转型升级;更换空间模型、替换空间矩阵以及改变研究样本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印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随地理距离持续扩大而逐渐衰减的特征,且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60公里以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数字经济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和政府治理同时纳入资源错配分析框架,特别是将政府治理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探究政府治理在数字经济矫正资源错配中的重要调节作用。基于2010—2020年我国25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实现对文章理论分析的验证和量化数字经济影响资源错配的定量关系。研究得出数字经济显著矫正了当前的资源错配水平,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理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广泛促进市场竞争更加有助于矫正资源错配;政府有效治理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显著调节当前资源错配水平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更加高效。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非均衡异质性特征事实。     

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获取一直存在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发挥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大于产出,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企业产权、区域以及监管强度的异质性。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能源效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产生诸多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以三批次开展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渐进DID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的能源效率提升,但也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表现为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城市的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中西部城市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效率,并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可见,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还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不同的城市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发展质量。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之谜——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均验证了这一结论的可信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要素供给的直接效应、就业岗位创造和技术创新驱动的间接效应，且这一因果关系在东部与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服务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人力资本高级化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高级化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叠加效应。     

数字经济助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核心驱动力。区别于以往研究多从宏观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在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框架进一步拓展完善的基础上,从创新要素配置这一微观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间接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人力和资本创新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正向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化,反向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且更多依赖资本创新要素的配置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区域异质性。     

大城市更有利于创新吗？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城市规模及其空间互动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包括：第一,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是该正向作用会受到城市所处地区和资源禀赋的约束;第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更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与更高的金融集聚水平是大城市拥有更多创新产出的重要路径;第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后发现,城市创新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正的显著性,同时当城市的规模越大时,其对周边城市创新的抑制效应就更为强烈。     

创新人才集聚如何影响城市生态财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5个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创新人才集聚对城市生态财富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创新人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生态财富，该促进作用在巨型经济带、中小城市、非老工业基地、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城市中更加突出。机制分析发现，创新人才集聚能够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进而促进城市生态财富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创新人才集聚对周边城市生态财富具有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大数据的发展又会推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用数字技术专利来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及其他政策干扰、替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试验区内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治理改进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风险承担能力较强企业、非衰退期企业、与ICT关联度较高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较大。各地区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发展,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与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大数据发展、以大数据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碳排放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利用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碳排放中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区域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降低城市碳排放量,长三角区域高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高于一般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助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碳减排。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减少中国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

建设数字中国与美丽中国都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可视化分析方法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并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雾霾污染均呈现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减少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同时还能改善邻近地区的环境质量,这一结论经过引入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减少雾霾污染的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明显,而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外溢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雾霾污染较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降低作用和外溢作用较大。因此,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赋能减霾效应,加强高污染、高排放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间技术合作与信息交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化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和工业绿色化指标体系将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起抑制作用，不存在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通过技术创新"挤出效应"抑制工业绿色化；公众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化关系只有中介效应，且公众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工业绿色化；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研究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依然不变。研究认为：在推进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公众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应有效规避市场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挤出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

基于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将人才、数据等新型创新要素与供需两端循环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定性分析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单一效应、交互效应及异质性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均能显著推动本地区“产业—消费”的协同升级，且人力资本集聚正向溢出效应明显，而数字经济的辐射作用却表现出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与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产业—消费”协同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互补效应，但“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减弱甚至抵消了这种作用。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与城市扩张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5种空间计量模型，通过设置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着重分析了土地财政、金融发展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周围城市扩张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金融发展对周围城市扩张存在"虹吸效应"，上述影响随时间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土地财政与金融发展在推动本地城市扩张方面存在替代关系，但这种替代关系在不同地区层面、不同城市规模层面则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人口集聚是促使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绿化程度是抑制城市扩张的主要因素；城市扩张具有明显的"时间惯性"，即滞后一期的城市扩张会对当期的城市扩张产生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