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农户参与农地股份合作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从"自我效能、结果期望、外界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农户参与股份合作制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采用武汉城市圈农地入股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外界环境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自我效能是关键因素,结果期望对自我效能和环境因素产生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增强农户主体地位、吸引多要素入股、推进合作社政企分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政府监督力度等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影响到农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结果,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的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能否获得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住房情况等因素正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实际耕种面积作为农户的自然资本负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家庭是否有男性成年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能否获得物质支持等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探究——基于政策认知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391份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户城镇化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年龄、土地征用情况、土地转入意愿、村里宣传农业振兴情况、宅基地申请与审批程序认知、宅基地交易对象认知对农户城镇化意愿有显著负向作用;文化程度、当前职业、宅基地权属认知、宅基地流转认知对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②农户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正确认知程度低,导致其对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有限。③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存续可提高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其中宅基地的影响作用更为深刻。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影响因素——成都市双流县与崇州市的实证

在对成都市农户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在耕地保护、土地承包、土地流转、接受先进技术和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识增强,农民的种植热情与土地增收期望比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强;2农户更愿意接受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方式自主性较强且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障的补偿模式;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例、是否村干部、务农身份类型、自信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与孤单程度因素的影响。     

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根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农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别,利用浙江省5地(市)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构建理论框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民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民是否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和要求"与垃圾收集设施类别数量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的影响一致;"是否有安排保洁员"、"垃圾处理是否收费"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农民的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对分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月均收入与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民的实际分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化肥是中国农业生产中最基础的物质投入要素,而化肥的过施滥施则是造成和加重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农户作为化肥施用行为的主体,引导其科学施肥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洞庭湖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区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依托社会嵌入理论,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不强;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不仅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驱动,还受到社会背景特征、农户自身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等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科学施肥行为的支持力度,因地制宜构建科学施肥的社会嵌入环境,提高农户关于减施化肥方面的认知水平,充分发挥社会关系在科学施肥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农村承包经营土地流转的农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西龙湾村的调查研究

基于山东省诸城市林家村镇西龙湾村9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总体上较强烈,且农户的意愿主要受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对土地的认知、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为了提高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需要增强农户的政策意识,明确定位政府角色,构建农地流转市场等。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管理模式创新

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对健康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在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公众的参与,因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有限,且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探讨了能够充分、有效地吸引公众参与石家庄农村环境管理的创新途径——环境共同体发展小组(简称ECCG)。ECCG的设计能在公众参与管理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是一种以现有的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为基础的,小组为导向的方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甘肃省农村居民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甘肃省农村居民的环境知识、环境认知、环境保护参与意愿与行为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农村居民总体环境知识欠缺,环境意识薄弱;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受支付额度的影响,环境行为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较低的文化素质是引起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甘肃省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应做好以下工作：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和管理。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受偿意愿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目前多数生态补偿项目采用"一刀切"的补偿标准,以此来确保操作的便捷性和公平性。补偿区内农户真实受偿意愿直接影响到个体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间接影响到生态补偿项目的绩效。通过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与否和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均为农业收入。身处生态脆弱地区石羊河流域的居民,对流域生态保护与恢复有着较好的认知,并且对实施生态补偿有着较高的期望。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对农户进行适宜的补偿,平衡农户因参加生态补偿项目收入减少的损失,维持或提高当前的生计水平。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四川省安岳县823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对四川省安岳县823户农户的入户调查,对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转特征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总体上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较高;户主年龄、土地自主经营能力、人均耕地面积、土地闲置情况、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或村委会参与情况、土地流转已参与情况等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主年龄越大、土地自主经营能力弱、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有长期闲置土地的农户或尚未参与过土地流转、有政府或村委会参与引导的情况下,土地流转意愿更强。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户低碳经营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的农户数据,分析农户低碳经营现状,构建平原(丘陵)农户和山地农户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不同地形农户低碳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在灌溉、保护性耕作、地膜处理方面低碳经营程度较低。农户低碳经营意愿具有区域差异性,平原(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的农户具有低碳经营意愿的比例分别为52.4%和44.3%,影响这两类地区农户低碳经营意愿的因素同中有异。碳排放信息的关注度对两地区农户均具有显著影响,是否具有非农业技能、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情况、周围人低碳行为的影响、作物出售比例对平原(丘陵)地区农户有显著影响,种植规模对山地地区农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对策,提高农户低碳经营意愿,推进低碳农业发展。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江苏省农户秸秆还田受偿意愿研究

基于江苏省南京、扬州、连云港3市462份农户的调查样本,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获取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WTA),利用非参数估计法推断农户秸秆还田的WTA范围,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WTA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农户秸秆还田的WTA范围为55. 86—60. 15元/hm2,总体补偿金额占2016年江苏省农业总产值的2. 68%—2. 49%。②相对于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因素,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和对秸秆还田心理认知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通过制度激励、外部激励和自我激励3项激励机制来提升农户参与秸秆还田的积极性。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农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的农户出资行为分析

农户是农地整治项目的最终受益者,农户参与出资可作为农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的一种合理供给渠道。从理论上分析了后期管护农户出资行为,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支付意愿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额度最关键的因素;(2)农户支付能力、农户对后期管护工作重要性的认同程度和农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质量对农户出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3)承包地面积对农户支付意愿额度的总效应为负;(4)采用统一无差异的出资方式是低效率的,而基于农户承包地面积差别化的出资方式是合理有效的。为促进农户参与出资,应积极做好宣传工作,提升农户对后期管护重要性的认同程度,加强农地整治项目施工监管力度,提高项目工程设施质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女性参与：实践形式与组织机制

如何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激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群众参与是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议题。村庄调研发现,在当前国家资源向村庄密集输入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单一环境供给方式既浪费资源,又难以满足居民诉求。动员村庄女性群体组织化参与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和需求整合的有效方式。一方面,女性群体因其身份在村、关系在村,市场参与不足,成为村庄环境整治的潜在力量,与环境治理事务具有耦合性。另一方面,组织化参与为女性社会性身份的展演提供长效机制,利益吸纳成为激发女性参与的直接诱因。女性群体参与人居整治实践机制反映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需要抓住核心力量,对积极分子进行识别、激活和组织。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耕地功能分化视角下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

以湖北省为实证,评价该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功能区481个农户家庭样本的耕地功能状况,根据得分情况将农户家庭分成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三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为主,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为主。2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对基本农田保护与相关政策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农田其他功能的了解程度由高到低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90%以上农户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较匮乏。3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无经济补偿时,约50%的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有补偿时,农户的参与意愿显著提高,参与意愿由强到弱为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生态主导农户家庭和经济主导农户家庭。     

高校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视角

大学生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其垃圾分类等亲环境行为对提升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成效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知—信—行”模式,构建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机理模型,对南京市在校大学生的垃圾分类意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差异性检验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在关键因素上的差异,并通过多群组分析探讨性别、设施与服务体系在意愿影响上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认知会通过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形成一个传导机制间接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②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而主观规范无显著影响;③调研高校学生的垃圾分类意愿水平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高职院校＞一般院校＞重点高校;④性别差异显著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女生更容易受到主观规范的影响,而男生更容易受到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⑤设施与服务体系先进或落后,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据此,本文提出提升大学生群体垃圾分类意愿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培育大学生群体的亲环境行为及推进高校生活垃圾的分类治理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