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的武力干涉对国际干预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涉发生了重大变化,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即打着“人道主义”或“反恐自卫”的幌子进行武力干涉,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冷战后美国的4次对外战争对国际干预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质是强制推行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新霸权的反映。美国的武力干涉属于国际不法行为。     

论“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兼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概念,“国际社会”具有两面性。从表面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开展合作的场域,应建构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因而在国际交往中不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从本质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开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国际话语权,其实质是国家(或国际社会成员)的国际利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国际社会”,有利于看清“国际社会”的本质,这对于深入理解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舆论的实质,特别是对于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合同法体系

国际合同是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存在着实质性联系的合同。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经历了从罗马万民法到中世纪商人法再到冲突法及至统一私法的沿革,其实质是在寻找调整国际合同关系的“适当法”;“适当论”是对以往关于国际合同的法律适用理论的扬弃,更是对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历史和现状的抽象和解释;以“适当论”为根据,可以认为,在现阶段,国际合同法是一个冲突法与统一私法、国内法与国际法不可或缺、相互倚重的有机体系。     

国际干预的国际法思考

国际干预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现象,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秩序、地区稳定和世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在国际干预对国际法的某些突破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能够做的是在正确区分国际干预与强权政治前提下,健全国际干预的决策机制。     

国际体系核心问题的嬗变

国际关系以体系的方式存在,通过结构在过程中的演变而转型.国际体系的核心问题与结构类型密切相关,随着结构由“倒丁字形”和“金字塔形”向“菱形”和“纺缍形”演变,国际体系中的核心问题逐步由“稳定”向“和谐”转型.由于体系外行为体持续大量融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出现了集权化、制度化和合法化趋势,造就了与霸权国密切合作的“国际中产阶级”和处境维艰的“国际弱势群体”.在全球国际体系“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国际弱势群体处于利益受损和高压失语状态,只能通过以卵击石的非对称冲突表达利益诉求.这种强制性利益表达虽然无法撼动整个国际体系,但却是体系趋向和谐的重大隐患.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对待国际机制的两种态度——关于"机制困境"的分析

文章着重探讨对待国际机制的两种态度 ,即“遵守”和“反抗”。而“干涉者”则似乎是介于两种态度之间 ,其实“干涉者”一方面是积极的“机制维护者” ,另一方面又是“机制的破坏者和终结者” ,“干涉者集终结者和缔造者双重角色于一身” ,常常催生新的“国际机制”。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 ,国际机制一方面被遵守 ,另一方面则不断遭到反抗和破坏 ,这确实是一种困境 ,本文称之为“机制困境”并试着探讨“机制困境”的原因     

试论新形势下的汉语资源开发与国际推广

全球化、多极化以及网络化既给汉语带来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所提供的机遇也是不言而喻的。汉语在当前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资源开发和国际推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鉴于当前形势,汉语资源开发和国际推广要努力做到“以培养高素质语言人才队伍为根本”,“以汉语资源的整合和开发为核心”、“以汉语国际推广为平台”的“三位一体”的科学发展。     

论我国国际投资法的不足与完善

针对我国国际投资法存在的不足,应正确定位我国当前的国际投资法,完善政府监管,放松对民间资本境外投资管制,转换观念,“引资”与“投资”并重,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完善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核心的海外投资保障体制,以推动我国国际投资法的完善.     

国际货币制度功能分析

国际货币制度在功能上不同于一般的货币制度。现行国际货币制度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是通过调控国际清偿力的供需及干预各国的外汇管制实现对国际清偿力的国际控制。现行国际货币制度还存在功能扩张现象。     

试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时机、依据及限制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必须掌握好打击的时机、依据及限制。打击的准确时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应对“预先防卫”或“滞后防卫”合法性进行分析。打击的依据当然是相关的国际法,必须处理好国际法与相关国内法的关系,同时必须防止“打击过当”,掌握好打击的必要性、相称性。     

儒家“贵和”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价值

儒家“贵和”思想源远流长,其主要内容有“仁、礼、中和”,其思想精髓为“和而不同”。儒家“贵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给当代国际关系以启迪,它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不弃争”、“以和济争”、“协和万邦”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构成当代国际关系准则的普世价值,对当代国际关系起到协调作用,也为当代国际竞争优化模式提供借鉴。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主要是各个国家对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的联系、活动及政策的总称,是国际关系中最活跃的一种关系;而国际法是调整这种国际关系所形成的制度、法规及习惯的总称。自二者产生以来,就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如何理解好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对于了解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有重大的意义     

之于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

“国际理解”即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各国人民,要超越国界互相理解,在互相尊重与信任的前提下共同努力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基于此理念的教育即为“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具体的实施方案通常是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成长经历来拟定的,而之于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的形式又是大同小异的.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边倒＂,争取中间地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一条线＂,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等历史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思想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客观估量国际局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永远不称霸。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课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文针对当前普通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验,在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特色、实践教学师资团队和实践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提出适合专业特点的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     

论国际冲突与国际司法机制

国际冲突是国际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态之一,而平抑和消解冲突并实现对冲突的社会控制,也是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在控制国际冲突的各种方式中,司法方式日益重要。而且,近些年国际司法机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际争端解决出现了一种司法化的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新能源产业贸易、国际分工与竞争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全球新能源产业规模急剧扩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国际分工起点较高,要素配置国际化进程较快。同时,各国政府在新能源产业价值链分布以及国际竞争格局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新能源技术路线、行业组织结构以及全球能源格局仍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产业的国际分工机理和模式尚未完全明朗。近年来,我盯新能源产业扩张集中在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虽然制造成本、生产组织、国际市场份额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规模和成本优势。核心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制定、国内市场培育等方面仍有差距,导致我国新能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仍延续“两头在外”的模式,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分工收益受到挤压。为此,应创新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加快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国际化的产业发展体系。     

论国际私法的国际法因素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私法内含国际法因素的必然性。随着国际民事关系国际性的不断增强,国际私法内含的国际法因素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同时,国际私法发展史表明,国际私法的发展与其内含的国际法因素的不断增强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这也是国际私法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     

生态合作: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在繁荣和促进全球经济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全球生态资源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目前国际社会对损害全球生态资源行为进行有效遏制的强制性制度的缺乏，都增大了国际生态合作的难度。加强国际生态合作，需要有一个由人类一致的经济意识、全球生态意识和全球道德意识构成的国际环境，这却是一个漫长的意识变革过程。鉴此，国际社会将长期面临着国际生态合作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