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区隔: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农业规模化转型与农地土地加速流转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泉村的案例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规模化转型表现出不适应,呈现出规模化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张力,在这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完全离乡也不愿放弃土地依附,而是被迫卷入到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出现了空间与心理上的区隔,这种区隔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张力。面对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首先,需要构建组织化的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其次,要发展服务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最后,面对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解构,需要再造新的村庄共同体,弥合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失序。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农村工业化路径与社会分化形态的关联分析——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的区域比较

基于分化结构、阶层关系与分化性质等三个维度将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民营经济、苏南集体经济与珠三角"三来一补"外资经济的三种工业化路径下的村庄社会分化形态分为三种类型.之所以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会形塑出差异的农民分化形态,在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模式,即所有权主体、土地开发模式以及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对农民的收入结构产生了关键作用,进而影...     

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46-1956）

以土改至合作化改造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考察对象,可见当时村庄权力的演变过程经历了由旧式统治者到土改积极分子再到劳动带头人的历程。此一变迁历程具有明显的外力主导性特点,革命政权对其领导下的村庄领导者的考量重心亦发生了相应改变。新式乡村领导者仍难以符合党的要求,乡村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亦再次凸显,党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以遏止新的阶层分化,走共同富裕之路,但却导致乡村社会走向停滞状态。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在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尤其是作为中介和上下缓冲的绅士阶层发生剧烈分化与蜕变。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有上升渠道遭遇制度性解体,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绅士阶层的外流与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的宗族组织机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失衡,陷入总体性危机中,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绅士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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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重塑：土地流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经验调查呈现出：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关联问题。研究发现：地权变革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及其对土地不同程度的依赖和流转意愿是土地流转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自发流转塑造出中间阶级,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发挥着“中间价值”的功能,这种流转模式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当前地权变革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土地大规模流转则消解中间阶层,从而引发村治困境及农村社会动荡等系列问题,对这种流转模式,在“过密型”农业仍将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必须谨慎对待。     

论永佃权在完善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中的价值

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又主要是土地问题。永佃权制度作为改革现今农地使用制度的有益借鉴,已为许多学者所肯定。但永佃权制度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具体制度上如何对接,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两种制度对接的基础是两者间诸多的共同性;依据永佃权制度,现行制度下"三提五统"的征收,应以土地收益的一定比例为依据,而不是以全村农民的收入为标准;当永佃权在被赋予了物权性质的权利之后,农地主体间的利益不平衡问题,能够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     

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立足村庄社会基础，从土地的社会生命、价值属性和制度实践出发，阐释土地秩序的弹性，揭示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土地秩序定义了土地价值实现的路径和空间，凝结并沉淀了厚重的村庄生活政治内容。集体土地制度实践通过嵌入土地秩序的社会历史脉络，彰显了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促进了村庄秩序整合与土地价值实现。以土地秩序作为政治分析的起点，在真实具体的乡村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还原土地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政治的研究视域。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立法构造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我国土地权属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围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实践中纠纷迭起,理论上争论纷纭。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明,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弱化是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对当前各种改革思路具体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摆脱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立法上明确规定以村为单位的农民集体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设立村集体财产管理委员会代表村民集体行使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通过构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多元回归分析

如何更好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以期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以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开展的农村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从事非农产业人口数、地域等因素对农村土地流出、流入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以期能为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提供相关依据。     

女性个体化与夫妻权力流转——征地与撤村建居后的F村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征地与撤村建居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出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本文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采用个案研究,对一个中国北方村落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出现的女性个体化及夫妻权力模式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农村女性个体化现象逐渐显现,并随着农村女性个体化的发生,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也逐渐从男性集权向夫妻平权的方向转变。通过对夫妻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试图对这种夫妻权力模式的转变进行理解和解释。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与农地矛盾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即“三同”）.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收入分配的制度基础,农地“非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探讨了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认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后,征地比重将下降,由征地诱发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官民矛盾会减少,但随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增加,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有关流转决策权、流转收益风险分摊、收益分配和争地的矛盾将迅速增加.主要农地矛盾将由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官民矛盾转化为农村内部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干群矛盾.     

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

诉苦和划分阶级是苏南土改运动中消灭地主阶级、树立新权威的一种有效动员手段,在改造传统内向型乡村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苦、阶级等话语的深入人心历经了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成为农民国家观念形成和社会重新类型化的发端。诉苦使农民的苦难从私域走向公域,将生存竞争转化为阶级矛盾;阶级划分根据土地、劳动、剥削等要素赋予乡村成员新的身份特征,把各种社会关系纳入意识形态框架,确立了一种国家控制下的新型等级秩序。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