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对2007年石家庄市第三次居民出行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取得处于不同交通中区的城市居民出行强度和出行方式的基础数据。归纳总结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基本特征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为石家庄市未来交通发展提供必要的依据。     

基于TIMES模型的客运交通低碳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为研究低碳城市环境下居民的客运交通出行, 以综合能源优化模型——TIMES(The Integrated MARKAL-EFOM System)模型为分析工具, 构建客运交通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出行成本、出行选择行为、碳减排目标等的影响, 同时以北京市为例, 设计基准情景和3个参考情景并对不同情景进行分析和讨论。结果显示:当减少出行时间投资成本非常高时, 居民很大程度上通过小汽车来满足居民出行需求。在CO2排放限制情景下, 小汽车出行需求不断下降, 道路公交和轨道交通出行需求稳步上升。基于上述结果得出北京市客运交通低碳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调控出行需求结构;优化交通出行结构;调整交通能源结构;完善交通治理结构。     

城市居民交通出行“低碳”化情况研究——基于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低碳”一词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广州、中山、深圳和珠海4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分析了14个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状况、交通出行状况与城市背景的关系、居民收入水平对交通出行方式的影响以及居民低碳意识对交通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提出了交通出行“低碳”化的对策和建议,包括根据不同城市的背景促进交通出行低碳化、发展新能源技术和加大政府的宣传力度等具体措施.     

中国城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测算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交通CO2的排放量;以2000年为基年,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因素分解(LMDI)方法,对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均呈显著增加趋势,且北京市CO2排放总量远大于上海市;(2)收入、交通工具使用次数、人口对两市居民日常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起促进作用;(3)居民出行强度和居民出行结构对两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的增加起抑制作用;(4)不同交通工具碳排放水平对北京市CO2排放变化的作用为负,而对上海市作用为正.     

轨道沿线居民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轨道交通沿线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研究对于公交协同规划及政策制定具有重要作用.以深圳为例,按轨道车站覆盖范围划分出核心影响区、主要影响区、一般影响区及非轨道影响区四个圈层,问卷调查居民家庭户属性、个人属性、出行行为特征.从出行者属性、出行特征两个方面选取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影响区内居民的出行方式结构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从居民收入与方式选择行为的关系、交通方式的适用性等角度为公交规划提出建议.     

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及交通需求管理对策

以西安市为研究地点,运用统计学与交通工程学相关理论及方法,对4000名城市居民进行出行调查,分析其日常出行时间、出行目的、出行距离以及出行方式等规律,并结合西安市城市特点及交通系统状况,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交通需求管理对策：错锋上下班、大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增长和有计划地引导城市优质资源外迁等,为城市交通规划及相关政策出台提供了参考。     

人口流动与新冠病毒传播——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美国2020年1月22日至8月16日的人口流动指数与COVID-19感染人数增长率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人口流动与新冠病毒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驾车出行指数、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指数和步行出行指数分别与COVID-19感染人数增长率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观察期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指数和步行出行指数对COVID-19感染人数增长率的累积效应为正,驾车出行指数对COVID-19感染人数增长率的累积效应为负。因此,控制城市公共交通和步行出行的防控措施有助于拉平"疫情曲线",鼓励居民选择私家车出行可以减弱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和趋势。新冠病毒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流动的变化产生影响,但人口流动的变化主要受其自身的影响,即驾车出行指数、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指数和步行出行指数均具有明显的正反馈作用。     

人类个体出行行为的统计实证

统计了欧洲某城市230位居民在6周内的出行活动中的停留时间分布和出行距离分布。首先假设人类出行的停留时间和距离在群体和个体水平上都符合幂律分布,然后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这些分布的幂指数进行估计,最后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法对假设的真伪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停留时间分布方面,无论在群体水平还是个体水平上都不具有幂律分布特征,而是以相对幂律分布更高的概率进行长时间停留;在出行距离分布方面,群体的出行距离服从带有指数截断的幂律分布,但有198个个体的出行距离分布并不具有幂律特征,而是在某个特征性距离上出现峰值。对这些统计特征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解释。     

城市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决策障碍分析

阻碍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中,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决策障碍是一种故意,更加不容易破除。本文具体分析了城市交通参与者出行决策障碍来源,通过对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研究,在总结我国城市交通发展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提出了一套包括机制建设、政策法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在内的解决城市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决策障碍的综合策略。     

老年人出行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老年人出行选择行为影响因素,有利于提高城市交通系统对老龄化社会的适应性。根据北京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利用非集计理论和方法构建的老年人出行选择行为模型,可从源头上分析影响老年人出行选择行为的个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因素,并对老年人出行选择行为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是否持有驾照、月票,家庭月收入,家庭交通工具拥有情况等对老年人出行选择行为有显著影响;利用模型估计得到的参数计算事件发生比,可进一步了解各影响因素对老年人出行选择行为的影响程度。     

哲学视域下城市交通发展的新理念

城市交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障碍了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城市文化繁荣,然而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中国城市交通中存在的技术异化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哲学角度出发,提出了当下城市交通发展所需的新理念:关注最少受惠者出行利益,城市交通发展应当是符合每一位城市居民的出行利益,尤其是城市中弱势或困难个人和群体的出行利益,即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坚持程序正义原则,现实生活中大家的关注点已经由实体正义过渡到程序正义,城市交通中任何一项制度和规范的制定、执行必须符合程序正义;坚持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进化理性主义,建构理性主义则处于优先地位,进化理性主义应该占据主要地位;坚持公共理性原则,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合程序的制度运行,达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统一的目标。     

论我国国际旅游法律制度的缺失与构建——以和平崛起为视角

国际旅游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翼。21世纪初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后,国际旅游活动有了方向的指引,其本身也践行了和平发展的战略。不过,在进一步深化和平发展战略的进程中,国际旅游法律制度暴露出若干结构性的缺陷,现行的国际旅游法律制度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为此,必须从国际旅游法律制度的核心要素、基本依托、具体问题等方面进行构建。     

农民旅游市场特征及其拓展研究

农民旅游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但长期以来农民旅游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农闲时间的增加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民旅游市场已经起步。分析了农民旅游市场开发的可行性以及目前农民旅游者在出游动机、对景点的选择、出游方式、出游时间、出游空间规律等方面的特征，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市场拓展的宣传、价格、产品、服务等策略。     

关于开发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思考

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居民旅游在我国已经起步。农村居民旅游目的以游览观光和探亲访友为主,旅游消费水平较低,出游人数中以25～64岁的居多,旅游方式以自助旅游为主。其市场开发应从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宣传促销、旅游服务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入手。     

游客动机与旅游目的地发展： 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的拓展和应用

理解和预测游客的需求特征,一直都是旅游目的地规划、管理和营销的核心问题。整合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对旅游动机和旅游经历的动态观点,以及游客心理特征和目的地兴衰的关系曲线,有助于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解决现有问题。针对杭州西湖、西溪湿地和国际青年旅舍640位游客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游客的旅游需求包含14个潜在动机因子,且在不同年龄和旅游经历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由此划分出高低两个旅游经历水平群体,从而验证了TCP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跨文化适用性。在此基础上结合游客心理特征模型可得出四种不同的动机模式,从而提出完善后的TCP理论决策模型,使旅游目的地能够通过游客的年龄和旅游经历快速判断其需求特征。     

旅游需要与生态伦理——旅游资源开发原则再思考

以往关于旅游资源开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大多侧重于从旅游业经济利益的角度着眼,名为满足旅游者需要,实为满足旅游业需要,由此带来的弊端有目共睹。为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开发的出发点应该予以重新思考。     

旅游景区经营权的转让

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原因何在,该不该转让,如何转让,在转让过程中会出现哪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索的。旅游景区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在保护景区所有者权益的前提下,国家以景区所有人的身分,充分挖掘政府、企业、旅游景区三者利益的共同点和平衡点,将经营权从中剥离出来,通过有偿的方式将经营权在一定年限内转让给社会受让企业进行有序开发和建设是国内旅游景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改革新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受让企业对景区的开发建设必须严格遵循一个中心(即保护旅游资源)两个基本点(即旅游资源特色和永续利用)进行规划和开发,转让经营权和保护景区资源双管齐下,确保开发建设的有序进行,形成"保护—利用—效益—再投入—再保护—再利用"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