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并非不可抗力——兼论情势变更原则

几个月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众志成城,严防死守,凶猛一时的SARS终被制服了。随之而来人们的维权意识也会逐渐强化,在非典期间,主要考虑的是生命安全,一般民事权益似乎可暂搁一边,而现在SARS已击败,那些本属于自我的权益就会“斤斤计较”起来,不会轻易放     

情势变迁与不可抗力——兼与众名家商榷

情势变迁原则和不可抗力原则是现代民法的两条重要原则,但关于情势变迁和不可抗力的关系,学术界,包括不少名家,存在不同认识,立法也存在明显的欠缺。本文详细比较了情势变迁和不可抗力的异同,指出了我国立法关于情势变迁和不可抗力规定的欠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刑法中的责任原则 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责任观念经历了先从结果责任论到心理责任论、后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再从规范责任论到功能责任论的演变历程,功能责任论是其他责任理论的扬弃,更值得提倡。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行为人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即使忠诚于法规范也不得不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或者如果社会不依赖于行为人的责任而能够自己解消冲突,那么,就无需把责任归属于行为人,行为人就是无责任地实施了不法行为。功能责任论还主张,责任与预防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行为人曾经是否忠诚于法规范是责任问题,行为人将来是否忠诚于法规范还是责任问题,同时,行为人是否忠诚于法规范也决定了行为人将来是否犯罪,还会影响一般公众今后对法规范的态度,因此,也是预防问题,只有采用功能责任论,才可能克服综合刑论在处理责任与预防的关系时所产生的破绽。责任原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在我国刑法中,应该坚定地贯彻责任原则。     

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兼与朱新力教授商榷

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实践表明,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行政诉讼法》应当适时加以修改,确立有条件适用调解的原则,同时明确规定调解适用的原则和范围。     

不可抗力与合同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兼与罗万里先生商榷

通过对不可抗力下不同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个别分析 ,认为不可抗力下并非可以“一刀切”地免除所生的所有民事责任 ,可免除的责任仅限于违约金责任和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进一步分析不可抗力规则下双方利益状况 ,由此认为不可抗力免责规则是合乎公平之原则 ,反之 ,若采按比例分配风险规则将导致不公。     

论监狱的行刑主体——兼与张全仁教授商榷

监狱行刑主体应当是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行使行刑权的主体，只有监狱才是监狱行刑的主体。监狱行刑主体不等同于监狱行刑法律关系的主体。     

市场经济与公平分配的关系——兼论效率与公平矛盾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对社会公平分配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这个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于人们视野中的问题在当今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增大的现实中显得尤为突出。竞争与效率和社会公平分配的矛盾有诸多原因,但市场经济的内在原因无疑是其基础内因。若想建立和谐社会,社会公平的实现将迫在眉睫。     

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兼与杨建顺教授商榷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应当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中得以全面实施,并且其是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增强行政立法法律文件实效之本源。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之所以能够做为一种民主制度存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为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作用,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明确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具备的资质,并走政府规章制定的职业化之路。     

也论盗窃与抢夺的界限——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张明楷教授提出盗窃不限于秘密窃取,使用平和手段公然转移占有他人财物的,也是盗窃,该观点是以"抢夺是具有人身伤亡可能性的行为"为逻辑前提的,但该逻辑前提不符合我国刑法对抢夺罪的规定。最近,张明楷教授在坚持盗窃不限于秘密窃取的前提下,又提出盗窃罪也可以暴力手段实施,该观点更是导致了盗窃罪与抢夺罪区分上的难题。其实,窃取也不排除可以对被害人人身或财物使用一定程度(轻微)暴力方式实施,这样,客观上行为人是否使用暴力便有可能成为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共同点,依客观方面自然无法合理区分二者。传统刑法理论关于两罪的区分标准(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秘密窃取财物的行为)是妥当的,应当继续坚持。依行为人主观方面区分两罪并不属于主观主义刑法观。     

法律要件分类说与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兼与龙宗智教授商榷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主流学说,关于该说对刑事证明责任分配适用的可能性,学界一致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态度是因为对证明责任基本概念存在诸多误解造成的。刑事和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方案,均应建立在对各法律要件进行分类基础之上,只不过各自对法律要件进行分类的具体方法存在重大差别。民事诉讼中以罗森贝克规范说的分类方法为典型代表,而刑事诉讼中法律要件分类的结果则体现为犯罪构成体系。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重构问题,从而使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章可循。     

人性假设与民法基本原则重建——兼论公平原则的重新定位

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构建,应该建立在人性恶论假设这一近现代民法的价值前提之上。从对人性尊重的角度出发,民法基本原则的正面体系应包括主体平等、私权保护和意思自治;从对人性限制的角度出发,民法基本原则的反面体系应包括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禁止权利滥用。以此为基础,不宜将民法定位为直接追求实体公平之法,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公平,通过主体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所保障的程序公平,即可基本达致,因此公平不应当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论——兼与陈卫东教授商榷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监督制约公权力,确保公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滥用和异化。《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科学的,检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行政兼司法机关,而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均是目的与手段,不存在分离的空间。如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分离,只能导致检察机关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以对等式监督为模型,重点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风险预防原则理论与实践反思——兼论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

尽管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具有较大的争议性。欲破解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在困境,应在明晰存在的真正问题的基础上作出解释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避免仅仅依据法律文本进行＂空对空＂的分析。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其法律效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放宽研究的视野,从法律实效和社会实证入手,探究风险预防原则如何在社会中发挥效果。     

也论对依法治国内涵的理解——兼与郭宇昭教授商榷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     

“检察一体”法理原则的本土证伪——兼与张建伟教授商榷

检察一体原则起源于日本,制度化于我国台湾地区,其核心含义在于“检察总长”统率全体检察官,上级检察首长指挥监督下级检察官。因德日韩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享有独立检察官署和侦查主地位,但其宪法地位不足却又受“司法总长”和“检察总长”双头领导,为排除和防御外部不当干预并预防内部检察官滥权枉法,故强化检察一体原则。我国大陆地区检察机关虽享有崇高宪法地位,但其独立性却不足,既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党委及其政法委的监督领导,也受同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掣肘。我国检察系统领导关系之上命下从,在于检察院之间以及各检察院内部,与德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之“检察总长”领导每一位检察官不具有可比性。故近年司法实践中兴起的检察官跨级跨地调用所依据的检察一体法理原则,显然与我国检察领导体制不符。     

医疗行为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兼与廖美春同志商榷

《法制日报》1999年1月24日法律服务专刊第一版每周一案刊登了廖美春同志的《患者较死并非医疗事故,医院无过错也应适当补偿》一文（以下简称廖文）。该文介绍的案情是这样的：患者黄瑞亨因患支气管哮喘在江西省南康市镜坝卫生院连成分院就诊,在第二次使用胎盘组织液时出现过敏反应,经抢救无效死亡,南康市和赣州地区二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均认定此不属医疗事故而属医疗意外。南康市人民法院和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此案后均认为医院对黄瑞亨死亡的后果无过错,但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医院承担死者的死亡补助费等费用的50％…     

社会正义与差别原则——财富与风险分配公平的互惠性思考实验

本文主要以罗尔斯的《正义新论》为线索,探讨当今世界的贫富悬殊和社会撕裂的问题状况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法理学思考实验。作者指出,差别原则是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关键,而互惠性观念则是差别原则的正当化根据。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罗尔斯正义理论,可以发现分配曲线的形式化论证的背后其实潜伏着重构宪法共识、加强东西方文明之间就秩序原理和制度设计进行深入对话的契机。     

论“三陪”小姐应否纳税——兼论税法公平原则

目前,对于日益显著的高收入群体——“三陪”小姐是否征税已引起不少争论,依税收财政作用和税法公平原则,联系法律和道德各方面因素,笔者拟从分析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两方面探讨。     

论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

本文认为童之伟教授关于法理学范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他认为法理学的核心范畴是作为权利与权力统一体的社会整体权利(或称之为“法权”)是不科学的。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应当是具有普遍性、高度抽象性和简洁性的“元概念”,而这个范畴就是权利,法律和法学中的其他概念都是权利概念所内蕴的,是它逻辑衍生出来的,权力也不例外。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由权利直接产生并成为法律某一领域的基础的范畴“对子”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这就是：权利与义务是私法的基本范畴,职权与职责是国家法的基本范畴,而权利与权力则是整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本范畴。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兼与姚勇先生商榷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4期）刊载姚勇先生大作“李某某诉某大学附属医院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一文,从被告是否存在侵害被告知情权和是否存在误诊过失进行了论证,结论是在这两方面被告均无过失（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