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共性思想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启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既从哲学批判中阐明了人与自然界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共建”、人与人的“共在”的公共性理论图景,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公共性异化,而解答公共性异化的“历史之谜”,进而重建社会公共性,理应诉诸“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行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共性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即增强物质文明的公共性,筑牢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共同物质根基;提升政治文明的公共性,提供人们生产生活优良的秩序保障、制度支撑;丰富精神文明的公共性,夯实人们共同的精神文化根基;提高社会文明的公共性,构筑人们生产生活的正义场域;强化生态文明的公共性,推进人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创造人类美好的生活家园。     

“断裂”还是“升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劳动概念探碛

“劳动”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劳动概念进行历史改造,对劳动问题作了哲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初次探索,使人的本质在劳动中得以澄明,探寻到正确解答“历史之谜”的锁钥。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将劳动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概念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内涵,以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对比两本著作来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研究在认识层面上出现了“断裂”,将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与成熟时期以现实的资本主义批判为出发点的科学思路相对立。但究其根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根本目的一直是基于劳动解放进而扬弃劳动对人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存在论的视域看,马克思正是理解到“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基础在于经济现实,因而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研究实现了从思辨哲学向科学论证的“升华”,体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对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人的解...     

“消失” 还是 “隐匿”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市民社会” 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避谈 “市民社会” 的事实, 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 念是 “消失了的范畴” 这一代表性观点, 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 市民社会概 念实质上是 “隐匿” 而非 “消失” 的。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 重变革: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 涵, 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 “隐匿”;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 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 历史的分析, 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 匿” 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 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析青年马克思的四重批判思想

通过梳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脉络,探析青年马克思的四重批判思想,有助于展现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内涵。资本—社会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理论体系的发轫和奠基;劳动—生活批判立足于劳动的异化,建构其理论体系“生存论”的批判境域;技术—工业批判通过剖析技术与资本融合互动过程中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全面展开,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关键环节;自然—生态批判深入揭示社会与自然的矛盾根源,阐明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未来图景。这四重批判源自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特质与深刻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批判和对人的未来解放状态的展望,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论主旨。     

解读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从《哲学的贫困》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从经济哲学视域看,《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展现出的两种不同的哲学基调,决定了蒲鲁东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念的分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马克思所批判和仰赖的对象,而且构成了蒲鲁东经济学的哲学根基,不过蒲鲁东凭借辩证的直觉提出的系列辩证法是类似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脱离历史的纯粹理性,无论思辨哲学还是批判哲学的“二律背反”,是不会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地批判和历史地解读,在于从思想的发展中汲取有益的启迪;这既使人摆脱愚蠢的聪明也摆脱聪明的愚蠢。历史的辩证法总会折射出它的类似逻各斯或道的普照之光,即便是解构了的元素也有自身存在的根据或前提或原因,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和蒲鲁东主义的现实影响都是不可小觑的。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哲学范畴及其关键词

“美好生活”一词古而有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目标被提出且愈发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性概念，其内涵和意蕴也因而愈发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第一性原理、需要的社会历史性原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理出发，对“美好生活”进行哲学之维的考察，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美好生活”的基本、核心和延展范畴及其关键词，是在新时代实现“美好生活”的理论追求使然。     

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批判”概念发微

在《博士论文》时期，作为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哲学的实践，马克思具体化的实践概念体现为批判这一概念。批判既有德国浪漫主义“反讽”概念主观的、能动的一面，也包含黑格尔哲学的客观性维度，是二者的综合。批判或哲学实践所依据的是由法哲学提供的伦理生活、国家生活的理念，批判或哲学的实践的对象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的历史世界。因此，马克思此时所说的批判或哲学的实践，是面向政治的。由此可见，当马克思首次使用实践概念时，实践就意味着以对现实世界原则的哲学认识为前提，以哲人为中介，与政治相关的自觉地创造未来世界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成熟时期实践概念的一些基本规定性由此而得到了初步的显现。     

《资本论》的历史哲学意蕴

马克思是历史哲学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在对以“永恒论”为基调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批判性拒绝”中,马克思推出了以“发展论”为核心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遵循了哲学服务历史的基本取向,并沿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稳步推进了他的“历史之思”:一是依托于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深入物质生产领域探掘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武器切近现代工商业实践格局,洞悉了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命运。据此而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竭力探掘社会历史的根源并展开对资本主导下的经济运行规则和文化道德机制的实质性批判,确证了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历史哲学运思路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历史性批判,它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完成了关于人类“历史之谜”的哲学思考。这种历史哲学以“世界历史”为基本定向,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实现了对“当代的自我阐明”,开辟了历史哲学的新境界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     

《资本论》中的日常生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日常生活思想。本文认为，日常生活构成了《资本论》中除了“生产”“资本”之外的一条隐性的理论线索，是马克思整体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从四个方面较为深入系统地讨论了《资本论》中的日常生活思想：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日常生活样态的批判、马克思对日常生活时间结构所做的区分、马克思对日常生活历史性的讨论以及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的设想。本文认为，批判向度、结构向度、历史向度与价值向度构成了马克思日常生活思想的基本理论架构，不同向度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就现实情形来看，在人类社会日益数字化的今天，日常生活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产生了新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马克思的经典学说在日常生活的理论阐释、现实批判以及理想感召等层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及其实践向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作为政治性的目标概念正式提出。“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重要的中国政治话语,不是简单地对传统与人民美好生活相关的思想的赓续,也不是单向度的对人民物质生活和人的物欲满足的追求,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深化和升华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必然,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逻辑应然。准确理解“美好生活”的理论基础,深刻发掘“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致力于推动“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必然要求。     

论《波音顿的珍藏品》和《阿斯彭文稿》中的画意书写美学思想

亨利·詹姆斯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在建筑、绘画、园艺等领域中流行的画意书写美学理念跨媒介性地运用到了小说叙事中。以詹姆斯的《波音顿的珍藏品》和《阿斯彭文稿》为例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詹姆斯画意书写的创新之处。研究发现詹姆斯在这两部小说叙事中借鉴了画意书写派常用的透视缩短、色调对比以及衰败古旧的理念,把小说创作成具有双重视角张力之美的、透露着浪漫主义感伤情愫的画作。画意书写是詹姆斯尝试图像叙事的重要表现方式,他突破了传统画意书写以自然景物为中心的做法,转向人文场景,专门探讨人与艺术的关系。     

创伤理论视域下《长日留痕》的解读

创伤理论是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研究的核心,创伤指某些人对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该理论在20世纪末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代表作,描述了战后英国管家史蒂文森对于自己往日创伤经历的回忆与反思。该文学文本描述了创伤经历的产生、延续和修复的三个阶段,以及史蒂文森对过去经历的梳理和逐步建立的与外界的联系使其成功实现创伤修复的心路历程,而该经历对于创伤修复来说富有借鉴性。     

马尔库塞革命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构——以《单向度的人》为例

对《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的革命理论进行再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马尔库塞相关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促进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当代发展的思考。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使得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因此革命有其必要性。而革命的可能性则在于对现存单向度社会的超越性筹划,具体为发展新的技术、新的艺术和寻找新的历史主体。将马尔库塞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进行对比,可发现前者在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和对异化理论的吸收上是对后者的继承,而在革命条件的认识与革命道路的设计上则对后者进行了重构。这一重构既在现实意识与对感性的强调上有所成功,但也存在概念曲解和乌托邦色彩的不足,对其加以反思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启示。     

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

从历史和现实看，人们普遍憧憬“美好生活”，没有例外。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过上好日子”的应然状态，这种状态由人民来“定义”，并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来体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实然行动实际上就是不断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过程。应然状态与实然行动之自然契合，架构了“美好生活”的内在意蕴，即什么是美好生活与美好生活实现条件——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人类美好生活的真正本质在于社会实践——过程性与结果性的统一；实现什么样的美好生活与怎样评判美好生活——目标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谁的美好生活与谁来创造美好生活——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     

从《资本论》到新时代: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研究

《资本论》中蕴含的以资本和空间为轴心的空间生产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空间生产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新时代城乡、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的空间生产,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经验滋养.立足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和中国空间生产实践,审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深入挖掘国内市场消费空间,重视生态、文化等新兴产业发展,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从而不断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经济空间.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道德、情感与认知：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女性独立

道德、情感与认知是简·奥斯丁小说的三个核心要素，也是困扰小说中所有女主人公的主要问题之一。与其他几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不同的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普莱斯虽然从小寄人篱下，却养成了同时代女性难得的独立人格和智慧。在面对道德绑架和情感冲突时，范妮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独立的认知判断。《曼斯菲尔德庄园》所展现的女性独立不依赖于物质条件、不为世俗道德所束缚、不为情感所羁绊，是一种认知和心智的独立。     

《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

隐喻是《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隐喻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对《楚辞》内涵的理解与领悟。隐喻翻译应兼顾隐喻目的,以传递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旨归。以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为观照,在达成所指目的时可以采用等喻或者换喻的方法,在达成语用目的时,可以采用转换意义、省略喻体的翻译方法。恰当的隐喻翻译,有助于塑造诗人爱国求索的形象,有利于目的语读者领会诗人笔下深刻的内涵,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电影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以《摔跤吧!爸爸》为例

电影作品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能够有效传播各类思想和认知。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电影中女性主义思想也愈发显现。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曾在中国一度热播,该片着力凸显女性主义,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有学者评论称,影片中的父亲马哈维亚无情地逼迫女儿走摔跤之路是男权制的表现,但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形式和相关理论的探讨,分析电影中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发现吉塔和巴比塔身上到处显露着女性主义色彩,她们坚持摔跤生涯是其主观认同和选择的结果,父亲更多扮演的是因材施教的引导者而非父权至上的决策者。影片体现了真正的女性主义思想,这对印度甚至全球女性解放事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叙事学视角下《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研究

武侠小说是华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庸的作品因其历史性、文学性、故事性成为了武侠小说中的经典,而译介武侠小说是向海外读者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以青年译者郝玉青翻译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叙事学翻译理论,从视角建构和标示式建构两方面对译作展开研究,指出译作与原作在叙事视角、人物姓名、章节名、文本素材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并分析这些不同对译文读者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