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及影响因素

农户如何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业情况是实现森林丰富地区农户生计改善和森林资源保护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西安周至县南部4个山区乡镇20个行政村1 074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地存在着4种与林业相关的生计活动类型,即:林业专业化、林业补充型、林业依赖型和生计多样化,该4种类型的农户在家庭人口数、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非农收入、户纯收入、贫困发生率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被调查农户发展生计多样化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林业专业化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状况总体上要好于生计多样化型农户。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女性比例、是否参与退耕、土地林地面积、家庭社会网络等对农户选择不同的林业生计类型有着显著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认为应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培育农村社区组织、提高其治理能力等。     

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研究——基于脆弱性与适应性维度

为了观察农户生计活动复杂化过程,分析弹性在可持续生计中发挥的作用,推动扶贫开发战略从识别贫困人口向防御贫困转变,本文采用曲线拟合、核密度函数非参数估计算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数据,基于脆弱性、适应性维度对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进行了识别、划分,系统分析了弹性在农户、社区不同尺度上、阶段上对于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性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随尺度有所不同,随着适应性提高,在社区尺度上,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在农户尺度上,则是先减小后增加;农户生计活动存在高脆弱性、低适应性的尝试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伴随着农户适应性的提高,脆弱性会同时增加;在社区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脆弱性会逐步降低,在农户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生计活动脆弱性会提高,形成"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研究发现说明农户、社区存在着"多样性尝试"发展阶段,在一定尺度上保持适度脆弱性有利于社区、地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联系不同尺度生计活动脆弱性、适应性的关键,农户在这个阶段完成生计多样性水平专业化过程,社区在这个阶段形成地区特色的生计活动。扶贫开发工作应把握好这一时机,提高工作措施效果和绩效。在扶贫开发工作实践中,在目标制定上不仅需要考虑收入因素,还需要考虑生计活动复杂性因素,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多样性尝试"发展时机,同时主动开展替代生计研究、落实工作,提高贫困防御能力,推动农户、社区可持续发展。     

洞庭湖区农业环境与湖垸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围湖垦殖形成了洞庭湖区湖垸农业形式,湖垸农业的形成加速了湖区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压力也促进了围垦。不断的围湖垦殖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由于湖泊面积减少,湖垸农业处于外洪内涝的环境中。归纳了洞庭湖区的农业环境问题：洪涝灾害发生频率加大;水面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环境污染严重,湿地生态功能衰退;土壤退化和潜育化严重;血吸虫病死灰复燃等。结合已有经验,提出了湖垸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认真实施生态保护工程,减少泥沙淤积;调整湖垸农业结构,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模式：避灾、减灾模式、水生经济植物模式、工业原料作物模式、林农复合经营模式、湖洲草地草食畜禽模式、麻基（油菜）渔塘农业模式等。     

后禁牧时期农牧交错带草场利用和管理的探索——基于对宁夏盐池县开牧试验的实地调研

禁牧政策实施以来,草原上违规放牧现象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显性的禁牧政策文本与隐性的偷牧行为间形成僵局,禁牧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亦受到质疑。为打破僵局,探索禁牧草原的后续利用和管理,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进行了开牧试验。通过对开牧试验村以及非试验村8个村庄4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研究发现开牧试验方案恢复了农户草场使用权并实行鼓励社区参与的草场管理机制,农民的滩羊养殖行为、草场使用和管理行为都发生了改变,在保证草场质量的同时农户生计得以改善。社区资源禀赋、社区精英、明晰的产权、草场管理行动的制度化、政府的监管与奖惩结合是草场社区化管理的影响因素。开牧试验启示要实现草场管理政策的可持续性,应注重草原生态保护和农户生计发展的兼顾、草场使用权的恢复、管理方案的弹性、社区参与的管理机制和生计替代政策。政策僵局的打破不能依赖于政府的数量可观的生态补偿,而需要借鉴开牧试验的经验,在更为综合的市场框架下建立纳入个人承诺和社区管理的草场使用制度。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生态工程在湖垸湿地农业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湖垸是平原湖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湿地单元。本文通过对江汉平原四湖地区的一个典型湖垸──新兴垸湿地农业开发的调查与分析，指出必须在湖垸微地貌基础上建设拦蓄和疏导并举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因地制宜布局农业生产模式，发展沼气促进湖垸湿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利用，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同时肯定并强调生态工程的应用是湖垸湿地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垦殖后洲滩湿地生态恢复的景观设计途径——以长江新济洲滩为例

长江南京段新济洲滩是一处由心滩不断扩大形成的洲滩湿地，由于人类长期垦殖、修筑垸堤等活动，导致洲滩湿地的景观格局和过程发生根本性改变，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退化。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参照Steinitz景观设计六步骤模式，构建了描述、过程、评价、改变、评估和决策模型，探讨洲滩湿地的生态恢复途径，指出拆除垸堤、去除人类过分干扰是新济洲滩生态恢复的关键，恢复自然洪水过程、让自然做功、恢复季节性湿地及生境是其基本途径。模拟维持现状、拆除圩堤、拆除防洪堤3种预景，分析不同预景洲滩湿地面积、生物栖息地面积变化，结果表明拆除防洪堤将使洲滩季节性、洪水泛滥湿地面积所占比重分别将由5%、4%增加到56%、24%，长江鱼类、龟鳄类、涉禽类栖息地面积所占比重由7%、11%、5%分别增加到21%、75%、56%。湿地是重要的景观生态系统，利用Steinitz六步骤模式进行生态恢复途径的探讨，对其他湿地生态恢复的规划和设计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重要的生计,生态旅游经营收入是社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1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家庭选择性偏差后,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为20%左右,而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收入效应为47%左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8%左右,使用Heckman模型也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17%左右。2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结合当前的生态扶贫政策背景,政府以及社会可能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追求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往往在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效,但是缺乏长期驱动力,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扶贫。因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地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建一个更有利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周边社区家庭参与到生态旅游经营的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生态旅游参与的外部约束机制,保障周边社区的利益。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下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农户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之一,也是影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因素,在贫困地区,遗产保护与农户脱贫的两难困境更为突出。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分析框架,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为案例区域,通过生计资本指标体系构建和量化,对比分析了不同生计途径农户的生计状况。评估结果发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值为2.312,生计资本处于匮乏状态,金融资本值最低,而文化资本值最高。从事农业和打工是当前农户的主要生计途径,旅游接待成为生计拓展的重要形式。三类农户生计资本值和家庭年均收入排序相同,都表现为旅游接待户打工兼业户纯农业户,纯农业户的生计状况最差。从单项生计资本看,旅游接待户和打工兼业户的人力资本显著高于纯农业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比较中,旅游接待户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说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越可能倾向于兼业,农户开展旅游接待需要较高的物质和金融资本作为基础。这意味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大力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延长农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开展旅游接待培训,从人力、金融等多方面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实现生计途径拓展。     

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宅基地流转家庭福利变化研究

在已有研究农户家庭生计资产和家庭福利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典型区域宅基地流转农户家庭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影响。运用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法,研究了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配置,得出农户的家庭生计资产分值,将农户划分为资产缺乏型农户和资产均衡性农户。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及家庭福利评价框架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宅基地流转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的农户家庭福利影响,研究表明,从总体和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来看,宅基地流转有助于被流转农户的家庭福利的改善和提高,其模糊指数分别为0.533和0.547,高于流转前设定的模糊状态0.5,而使资产缺乏型农户的家庭总体福利下降,模糊指数从0.5下降到0.464;从影响福利的因素来看,宅基地流转对资产均衡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及发展机会有所改善,对社区环境、心理福利有所下降,但对资产缺乏型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发展机会及心理福利有所降低,对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基于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和福利改进,由此可得出相应的结论:在宅基地流转中,要实施差异化的流转保障、扶持政策,做到对被流转农户家庭的瞄准补偿与支助;加强对新安置点的选址、规划,新居民点要有利于农户的生活、就业与发展;注重农户参与与生存发展,提高农户自我认可与精神改变,确保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精神福利随着物质福利提高而逐步改善。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补偿到期农户复耕意愿研究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是首轮退耕补偿到期、延长期退耕成果巩固以及新一轮退耕规模扩大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土地依赖为视角,基于补偿到期农户农林业生计分析,探究土地依赖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5年11月陕西延安吴起县所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内生样本选择三阶段模型,从农林业收入和劳动力投入两方面分析了退耕补偿到期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及其对农户复耕意愿和计划复耕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退耕补偿收入及退耕地上相关收益较少,不足以支持补偿到期农户发展替代生计和保障口粮安全,农户对土地生产的需求会构成其复耕或不愿退耕的重要原因。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与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冲突对立关系,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程度越强,其复耕的可能性越低,计划复耕程度越低,可见,一定程度的土地依赖为其发展多样化生计提供生存基础和粮食安全保障,反而会促使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相反,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生产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其复耕的意愿越强,计划复耕程度越高。因此,保障退耕还林成果的可持续性重点在于提升农户农林生产效率,发展劳动集约型土地生产,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此外,以农村扶贫与发展为目标的移民搬迁工程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对农户退耕还林行为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积极的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贫困山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双赢目标。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基于要素报酬的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研究——以云南省六个自然保护区为例

农户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评价农户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于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从自然资源要素报酬视角改进了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方法,然后运用数理经济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基于对云南省六个自然保护区172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改进了农户雇用资本和劳动力时的农户收入核算范围,分别以自然资源相关活动收入与自然资源要素报酬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形成了全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指标和单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指标。(2)基于经济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模型,理论上分析了外生参数对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影响,自然资源相关生产活动产出的价格越高、自然资源数量越大,则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越高;农户劳动力数量越高、劳动力工资越高,则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越低,这些变量对两种依赖度的影响方向一致。(3)云南省六个自然保护区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全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和单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平均值分别是78.56%、44.62%;人均耕地面积、年平均气温、病人数比重对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最高受教育年数、有村干部、劳动力比重、劳动力外出打工比重、城镇化率、参与保护区管理、参与保护区培训有显著负向影响,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提高自然保护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加强对农户的就业技能培训、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社区参与都能有效降低农户的自然资源依赖度,有利于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基于自然资源要素报酬的单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指标,具有经济理论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资本、劳动力机会成本无法直接观察而降低了其可操作性并使得结果具有较大误差,这是未来进一步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基于淹水特征的分时段湿地生态系统管理——以南洞庭湖万子湖为例

利用2013年遥感影像和地形图制作地势图,将万子湖湿地洲滩分为27 m以下、27~28、28~29、29~30、30 m以上共5级地势阶梯。利用1983~2013年万子湖逐日平均水位数据分析不同地势阶梯洲滩在春汛期、洪水期、退水期、枯水期等4个时段的淹水特征,结合生物特性和人为干扰分析,确定万子湖湿地生态系统管理的边界范围和策略。研究表明:4个时段中的生态系统管理边界分别为29、31、29、28 m地势阶梯分界线,3个重点时段和管理区域为:春汛期,管理目标是产卵亲鱼保护,28 m以下洲滩是重点管理区域;退水期,管理目标是保障鱼类洄游,28 m以下洲滩和湖槽洄游通道是重点管理区域;枯水期,管理目标是洲滩上鱼类产卵场、幼鱼索饵场和越冬候鸟栖息地的恢复与保护,28 m以下洲滩是重点管理区域。而生态系统管理重点则是去除过度人为干扰(包括洲滩过度开发、过度捕捞),恢复湿地生态系统整体性功能,应坚决停止重点区域内滩涂水面的养殖承包、引淤抬洲、洲滩植树等系列干扰性活动。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基于WTA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实现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湿地保护局面的形成，对鄱阳湖湿地周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基于禁渔期、保护候鸟和封洲禁牧等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表明：（1）鄱阳湖周边农户的家庭收入与湿地紧密相关，湖区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认知和生态保护意识；（2）193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比例高达881%，农户户均生态补偿意愿为3399元/(a·户)，由此估算出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额约为每年582亿元；（3）Tobit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年龄、生态效益的认知及生态保护态度的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湖区农户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长江中游湿地系统驱动关系的演变及保护展望

简要介绍了长江中游湿地的概况,分析了湿地演变的现状。在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长江中游湿地发生了显著的不合理演变,主要表现在：湖泊面积减少,湿地功能下降;湿地资源的过度和不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下降;湿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湿地整体价值受损。重点对湿地系统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驱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包括江湖关系、蓄泄关系、湖垸关系和山湖（河）关系等。在此基础上,针对长江中游湿地演变的现状和利用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流域综合管理角度出发,对长江中游湿地的保护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基于流域管理思想的长江中游湿地保护对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流域统一协调管理;遵循流域管理原则,理顺湿地系统的各种关系,做好湿地生态规划;加强流域生态管理模式研究;加强长江中上游流域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新平县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在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元江干热河谷坝区和半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指数最高,社会资本指数最低;空间分布上河谷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大于半山区;河谷区人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半山区除人力资本外其余的均较缺乏。2种植、养殖和周边打工相结合的生计组合是该区农户普遍采取的生计策略。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自然资本是农户选择农业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该区农户由纯农户向非农转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江汉平原血吸虫病耕牛感染率时空异质性分析

终宿主耕牛是血吸虫病最重要的传染源之一。将2008～2012年江汉平原10个主要血吸虫病流行县（市）的村级家畜疫情资料空间可视化，运用时空扫描统计、Local Moran’s I及多水平模型，系统地分析村级血吸虫病耕牛感染率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在其各类流行区间的分布差异及变化规律。结果显示：历年血吸虫病耕牛疫情高风险集聚区主要位于四湖地区，尤以位于湖沼洲垸（垸内）流行区的沙市区、江陵县、公安县和潜江市及位于湖沼洲摊（垸外）流行区的石首市为重；高值聚类村分布范围随时间总体逐渐缩小且疫情高风险显著聚集时间为2008～2009年；行政村耕牛感染率总体平均随时间呈显著线性降低趋势（年份 = -0.58，P < 0.000 1）；山丘丘陵亚型、湖沼洲垸亚型以及湖沼洲滩亚型3种类型流行区行政村的平均耕牛感染率后者显著高于前者（流行区类型= -0.3，P < 0.001）。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湖沼洲滩亚型地区行政村的耕牛感染率平均减小幅度最大，其次是湖沼洲垸亚型地区，再次是山丘丘陵亚型地区（年份*流行区类型= -0.07，P < 0.01）。江汉平原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县（市）耕牛感染率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其特征可为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防治策略与措施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