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机制”之“进入”历史研讨的反思——兼与李怡等学者商榷

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进入”历史的实际操作中,有三点值得省思并与李怡等学者商榷。第一,商定使该历史阶段的文学资源有效整合在同一个层面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尺度。李怡目前关注的是有“现代”性质的文学样式,这并没有实现大的突破。同时,“民国机制”更多还是在做文本以外的研究。第二,社会各界依旧未能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对“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未作进一步探讨。第三,探索有效“书写”历史的途经。这一方面需要端正“写史”的态度。另一方面需要在“叙述历史和建构历史”的方式上进行反思。     

“文学社群”的张力与“文化文本的文学研究”的意义——管窥杨洪承先生

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杨洪承先生的治学和著述不仅是其个人志业的凝聚和体现,也是一个时代学术变迁的折射。杨洪承先生学术起步阶段对作家作品的寂寞开掘和边缘打捞,体现出他强烈的历史感;他最突出的“文学社群”研究,则是理论拓荒和体系性建构的精彩呈现,具备了一个理论家应有的高度自觉;而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探索及文学社群研究,则是他“文化文本的文学研究”理路的生动例证。管窥杨洪承先生的治学,如果说“文学社群”是他自觉建构和倾心投入,而“文化文本的文学研究”则是暗含的一贯思路。这两个重要学术贡献的张力和意义,仍有待来者进一步延展和拓深。在他那质朴严谨的学院化研究风格中,依然不乏生命的温度甚至激情,那被遮蔽的感性的爝火从未曾熄灭。他的为学一如为人,坚忍、克制源于他的诚笃品格。     

“中”、“和”、与“中和”——论礼乐的核心精神

“中”、“和”的字形字义主要源于古老的礼乐传统,是华夏民族生存智慧与人文理性的凝练与展现,并构成了礼乐的价值内核。“中”强调的是经权相济的经验智慧,为礼乐实践的根本依据;“和”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理想,乃礼乐生活的价值旨归。礼乐之“中和”精神的形成有着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的意义,不仅体现出了华夏民族对于真、善、美的理解与推崇,更是构成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乃其得以绵延发展的原动力。     

郭绍虞的“六义”研究

郭绍虞于1978年、1980年分别发表《“六义”说考辨》、《文论札记三则》两篇论文,对学术史上的“六义”研究作了系统地辨析.他以经学与文学为两种理路,梳理了“六义”说的谱系;以民歌为源,从源流关系厘清“六义”说的诸种纷争,努力探寻“六义”之真面目;以回归学术精神的姿态,开创了新时期“六义”研究接续学术传统的局面.     

从“得法”到“得道”:教师专业发展的方略与路向

教师专业发展可分为“得法”与“得道”两个层面,二者紧密关联,但在实践中它们常常是分离的.“法”是方法、用法,“道”是规律、理念;“法”体现在实践层面,应注重建构自我经验;“道”体现在理论层面,应注重形成教育理念.基于认识论的观点,教师专业发展应先“得法”再“得道”.“得法”重在“得当”,应从“技术取向”的行为训练模式转向“课程理解”的意义建构模式,注重专业发展的整体性和方法的适应性、变通性与创造性,以达致“因材施教”的境地为“得法”的最终目标.“得道”重在“得理”,即通过教育实践明白道理;“得道”应遵循“基于感性,提升理性,增强悟性”的路径展开,以形成教师个人的教育哲学为“得道”的最高境界.教师专业发展从“得法”到“得道”,则要基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过程理性”展开实践以促成其转变,最终达到“得法”与“得道”的统一.     

语用之“策”

语用之“策”的探讨,可从基本之“策”和操作之“策”两个层面展开。基本之“策”方面,应当基于语境,探寻语用的情境意义;基于生活,体现语用的普适价值;基于实践,让语用在阅读中自然生长;基于学习,悟得、学得、习得语用;基于文体,让语用独特而有吸引力。操作之“策”方面,实现问题转向,由文本“表现什么”转向“如何表现”;读写结合,学以致用;互文观照,由单一文本走向多个相关文本;品味比较,敏化语用;匹配对应,协调一致;整合取舍,聚焦突破。     

取消“博士论文发表要求”的再审思——基于“三角协调模式”的视角

“博士论文发表要求”引起的争议使其成为联结教育理论与评价实践的现实论题。其根本价值在于提升培养质量、促进知识生产创新,但在教育实务中的运行机制表现为:目标置换、学术竞争、行政管理和功能锁定。究其机理,评价路径的过度依赖、评价标准的“学术GDP主义”、评价结果的“利害攸关”强化了内卷现象。实践表明:“一刀切”地废除“博士论文发表要求”并不可取。基于“三角协调模式”提出因应之方在于三方协调推进:学术层面需要科学确定多维度评价标准,健全多层次、差别化评价体系;市场层面需加强学术评议指导,落实第三方主体职责;行政层面落实分流疏导机制,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     

论“子学精神”及其对“新子学”的启示意义

“子学精神”除叛逆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担当精神、和谐精神、自省精神、自律精神、宽容精神等,还可进一步概括为独立精神、乐观精神、执着精神、理性精神、仁爱精神、平等精神、经世济民精神、弘道殉道精神、超越精神等。“子学精神”是中国创造,为传统学术灵魂,历久而弥新。“子学精神”对“新子学”极具启示意义,“新子学”的学术使命就是提炼、阐发、传承、弘扬“子学精神”,适应新时代需要,响应时代新问题,复兴传统文化,建设理想社会。自主创新,不断超越,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新的探索,返本开新,继往开来。     

技工院校语文课程培育“三种精神”的实施策略

培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三种精神”是新时代技工院校的重要职责,也是语文课程“人文性”的重要内容。在课程实施中,要重视文本学习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熏陶和导向作用:坚持守正创新,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三种精神”;坚持推陈出新,在作业布置中迁移“三种精神”;坚持日新又新,教育引导学生在生活工作中践行“三种精神”。     

让“我”回归：从学术视角看陈寅恪的“独立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的名言。过去这一言说常被误解,需要多从学术视角去认识。它不是陈寅恪一人所见,而是当年相当一些人的共同取向,牵涉到时人关于学术与“我”之关联的认知,以及近代从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到学术表述中“我”的消失这一发展进程。陈寅恪对学生再三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强调“我”的主体性,意味着主观和客观可以是互补的,不必以客观取代主观,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有其特殊意义。至少在学术表述层面,我们需要让“我”回归。     

宋明理学“诚”“心”关系之三个层面

宋明理学中,“诚”与“心”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从存在论而言,“诚”以“心”为存在的寓所;从认识论而言,“诚”有赖于“心”的体认,使潜在的“诚”性变为人的自觉意识;从意志论而言,“诚”的最终实现需要“心”的主宰功能的发挥,去恶从善。     

《愚公移山》的“四维互动”阅读教学

运用“四维互动”阅读教学模式探索《愚公移山》的阅读教学,使文本回归其在《列子·汤问》中的语境以激活作者文本;通过解读单元导语、阅读提示等编写系统要素以吃透编者文本;通过抓住文中的“人”和“神”之别以创设教者文本;通过引导学生全面客观地评价愚公的行为以放飞“学者”文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教学该篇文章时容易出现的解读较为浅显、脱离文本内容、过度联系当代生活等问题。     

“双减”背景下初中语文作业设计的“困”与“法”

“双减”政策的出台,教育部对作业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新政策,本文对当前初中语文作业设计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归因,并提出作业设计的“一原则+三层面+六策略”优化路径。“一原则”即上下相合,以生为本;“三层面”即内容、形式、评价三个层面;“六策略”分别为目标指向性策略、生活关联性策略、设计综合性策略、难度层次性策略、以及表现恰当性策略和方式有效性策略。     

报纸媒体“读书”类专刊的价值取向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报纸媒体“读书”类专刊的价值取向:其一,报纸媒体“读书”类专刊是沟通书与读者的有效桥梁,形成了“浅阅读文本”的“文本”价值追求其二,报纸媒体“读书”类专刊的价值定位在于思想性与新闻性并重;其三,报纸媒体“读书”类专刊的价值崇尚是提高自身文化品位,争取“文化吸引力”。     

“新子学”

“新子学”的概念,具有一般意义和深层意义两个不同的层面。从一般意义上说,“新子学”主要是相对于“旧子学”而言的。它一是要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学术理念,在正确界定“子学”范畴的前提下,对诸子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将无规则散见于各类序跋、笔记、札记、史籍、文集之中的有关资料,予以辨别整合,聚沙成丘;二是要依据现代学术规范,对原有的诸子文本进行更为深入的辑佚、钩沉、辑评、校勘、整合、注释和研究;三是要在上述基础上,阐发出诸子各家各派的精义,梳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从而更好地推动“百家争鸣”学术局面的出现。     

“以问题为本的学习”在政治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以问题为本的学习”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由美国埃德温·M·布里奇斯和菲利普·海林杰两位学者在上世纪末提出并逐步推广的。其基本指导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三条：第一，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选择知识的依据。“以问题为本的学习”的基本信条是“先问题，后学习”。第二，设置真实情境。把课堂的注意力放在提升发现、框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方面。第三．教师不再是“真理”的讲解者或传授者，他们的工作重心不再是课堂上的“表演”，而是课前的设计和课后的反思。     

辩证统一的系统—解读《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在我国文献学史及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学界对“艺”“文”“志”3词及其关联状况缺少系统研究,这3词直接关系到《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和内容。“艺”“文”“志”3词在古代各有其独特的意义源流,在《汉书·艺文志》中,3词第一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辩证统一的系统。深刻体察其内涵,可以于此管窥班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论范铠诗歌中的“鸟”意象

“神来气来,豪健无敌”,是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对范铠诗歌的重要评价。范铠,是闻名遐迩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代表诗人。据《清诗史》记载,范铠与长兄范当世、次兄范钟合称“通州三范”,诗文唱和,诗名远播。本文通过研读范铠诗歌文本,从阶段特征、“孤乌”意象、形成原因等方面探讨范铠诗歌中的“鸟”意象,进而揭示诗人范铠内心的情感世界。     

语文教学的学科视角：“言”“意”相生

小学语文课文大多“言”“意”交融。学生阅读文本的过程就是与文本精神对话、碰撞乃至接受、内化的“会意”过程,也是对文本字词句段等语言形式进行品味积累,揣摩把握表达方法,领会习得修辞方法等语言技巧的过程。本文以苏教版为例试图从“言”“意”视角,解析属于语文学科的操作策略,以期人文性与工具性目标的同步达成。     

“百花文学”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对“百花文学”进行叙事学分析,意在呈现“百花文学”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方面的叙事特点,及其作为短篇小说的抒情特征。本文认为“百花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十七年主流的叙事成规,但也在叙事层面体现出暴露社会阴暗面与歌颂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表达个人情感与体现阶级情谊之间的叙述平衡,其在叙事层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十七年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