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流派,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得到相当成功的应用,比较政治学也因之产生了著名的历史制度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的贡献在于:推动比较政治学摆脱行为主义的困境,开阔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提高了比较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功能。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相契合的原因在于:研究主题不谋而合,研究的方法投合,都关注历史。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

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传统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是这种范式中的一个研究派别 ,它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 ,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 ,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 ,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作为一个派别 ,历史制度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因而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研究也有独特的贡献 ;当然 ,历史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缺陷 ,主要表现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的滞后性 ,在预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上的“事后描述”以及“观念”解释的模糊性上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维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重视制度却忽视观念,因而无法清晰阐释一些政治现象,尤其是内生性的制度变迁问题。在社会科学整体演进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结合自身的理论局限发生了观念转向,推动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及方法更新。从逻辑起点、围绕制度与观念关系的基本主张、特点与局限三个方面,可以揭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观念研究的大致样貌。从多学科分析视野与社会科学知识脉络加以审视,可以挖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丰富内涵及关键突破。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在方法提炼及运用方面独具特色,同社会科学前沿与内在背景脉络关联密切,存在交流沟通、相互转化、彼此联结及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研究及其启示

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虽然时间较晚,却已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主流分析范式.但它毕竟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三个主要流派虽有各自的研究路径,却因都坚持"制度中心观"本身就存在着发展完善的问题.作为外来理论,中国政治学者们在借鉴的过程中,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转型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的特殊性,开创了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路径.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更多具有批判与开拓精神的研究者在借鉴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时,与本土政治研究相结合,并加以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政治学：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文章认为新制度主义主要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这四种制度主义由于对制度的界定各不相同,所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吸取了行为主义的科学性方面,但是不能解释制度方面的重大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比较接近传统政治学,但是所界定的制度太过于宽泛而丧失了应用价值.新制度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对于制度与行为之间进行了虚假的二元划分.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     

试论新制度主义对公共政策研究视角的影响

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兴起必然对政策科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影响,新制度主义同样如此。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兴起,既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又是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它拓展了制度概念的范围,视制度为动态的结构,同时包含有更多的内容和更为丰富的含义。这种对制度概念的扩展,引起政策研究视角的转变,对政策结果和政策变化的研究产生影响,制度更进一步成为政策执行和研究的一种重要资源,成为政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政治学的新发展

作为罗尔斯正义论主题的社会基本结构,强调政治制度优先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事实上是对政治哲学的制度传统的回归。与此同时,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主张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对政治行为的“锁定”性作用,也是对古典主义政治学传统即制度的“重新发现”。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罗尔斯正义论融合,可能将政治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即新古典主义政治学,基本特征是制度中心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合一性以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融合。     

政治学中的历史之辨——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政治学的比较

准确把握中国治理现实、真正超越西方主流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将历史维度根植于政治学研究之中,建立历史传统与当下情境的有效关联。政治学中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是如何呈现的?由中西比较视野观察可知,历史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的西学理论源泉;作为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在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赋予历史感的同时,也拓展了主流政治学的考察范围。只有在理论自觉、平等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历史传统的认识,才能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现代西方政治学及其发展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在西方产生以来,大致经历了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经历了相应的转变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跨学科研究日益凸显,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不断融合,以及研究视野由国家转向世界的趋势。     

现代西方政治学及其发展趋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在西方产生以来,大致经历了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经历了相应的转变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跨学科研究日益凸显,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不断融合,以及研究视野由国家转向世界的趋势.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转向——论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倾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的推动下,研究范式完成了自19世纪中后期便已开始的重要转型,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方法根本不同的特征,并由此催生了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三大流派。比较研究显示,当代西方政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述——兼论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分析"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则刚刚起步.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并反思其深层次本体论、认识论基础,最后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评析的视角思考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及其启示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取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统治地位,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场“新革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评、修正和补充的过程中,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主张政治学科“政治化”,重斯肯定传统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积极倡导对公共政策的研究。这场新革命适应了西方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代表了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对我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也有其借鉴意义。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新制度政治学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

本文在概括分析新制度政治学对制度的理解的基础上,主要探讨在政治组织分析中的正式制度及其特性、非正式制度及其特性和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一种补充或替代的关系,正式制度影响非正式制度的运作轨迹,非正式制度也强烈影响着正式制度的政治功能;两者紧密结合时是一种补充关系,两者相分离时是一种替代关系。本文还尝试为新制度政治学的基础前景提供见解。     

制度自信与中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

对于政治学界而言,充分认识和理性激发中国制度自信的关键是构建中国自己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比较政治学可以对中国制度的自我有效性证明和他者有效性证明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核心议题、基本价值和研究方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既要发现被西方忽视的问题领域和概念,同时也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应该坚持一种"包容互鉴"的基本价值。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既要突出传统的多因解释和历史分析特征,还要整合西方比较方法中的一些优秀成果。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可以为中国的制度自信提供更有力的论证,同时,制度自信的提出也给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