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治理新模式的政策网络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企业家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等。其中的治理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在宏观层面上与治理理论实现了联姻,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并与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相区别,成为一种针对更加复杂、动态、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路径。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政策网络的分析

网络是公共行政研究中分析治理概念的核心所在。治理的网络内涵意味着“治理”并非政府所独享,而是与其他组织形成一种政策网络,共同分担治理的责任。与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治理有着明显的改变,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在治理上的转变。当前许多地方治理是政策网络的形式,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相对于市场和科层体制而言的,但其自身也存在局限性,因此,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摒弃传统的科层制。     

政策网络：范畴、批判及其适用性

政策网络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科学而形成的一种分析途径和理论模式,正成为政治学和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本文通过对政策网络的兴起与理论基础的回顾,深入分析政策网络的典范和主要流派.通过研究发现政策网络并非完美无缺,政策网络面临诸多问题与批判,深入了解这些批判视点的同时还详尽阐述了政策网络的适用性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政策网络研究——治理的视角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种模式:垂直科层治理模式,多元的市场模式和水平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政策网络具有相互依赖、互动、自组织等特质,它透过全球化、分权化等治理路径,整合政策资源分散且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机构、团体、公私组织形成一个博弈的政策网络。这种多元核心互动的水平网络治理结构正在成为治理的新典范。     

工具、治理、客观实存——政策网络的三个维度

政策网络首先是客观实在,其次是理论分析的工具,再次是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才应是公共治理的新模式。因此,政策网络含有三个维度：作为政策运行的客观实在,关系型社会的现实使中国的决策过程存在于＂人格化结构＂非常明显的复杂政策关系网中;作为理论分析的典型范式,考虑个体间博弈、制度规约,建立包括制度、结构、个体博弈要素的政策网络概念模型;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协商民主机制的建立健全与公民社会充分发展是其走向现实的必要条件。     

政策网络的理论审查和完善途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产生于"政策科学"范式向"政策分析"范式转变视域下的政策网络整合了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理论成果,并超越了传统的"过程阶段论"为导向的政策分析视野,成为一种新的政策分析路径和治理工具。但对政策网络理论审查发现,它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并对"网络"怎样影响政策结果这一问题的回答过于笼统和模糊。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网络结构中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综合,包括制度规范、文化、关系、信任、合作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政策网络的逻辑关联有同构基础:信任/认同、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互利的规范。基于此,社会资本在政策网络中对政策结果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可以将社会资本作为政策网络中关键变量,寻求政策网络的完善途径——与制度分析发展框架和"上下来去"模型的整合。     

食品安全组织网络的治理分析

作为一种“棘手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市场、科层和网络组织及其机制的合力解决。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体系主要由常规则的食品安全行政监管网络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构成。而基于市场化改革和价值链形成的食品供应组织网络存在种种风险。消费者及社会组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由此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碎片化造成组织网络中的隙缝、潜规则和不信任,不利于网络治理的形成和发展。     

政府价值网络关系的构建与治理

协调政府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政府价值网络关系构建与治理的核心.本文着重分析了基于价值网络关系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探讨了“显性”利益相关者与“隐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利益协调问题,建立了完善政府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政策网络:基于隐喻、分析工具和治理范式的新阐释——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当前,政策网络理论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通过文献梳理,依据政策网络的功能差异性形成理解政策网络的三种视角:以描述性功能为主的"隐喻"视角、以解释性功能为主的"分析工具"视角和以规范性功能为主的"治理范式"视角。文章认为,政策网络的三种视角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在分析政策网络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语境下,未来政策网络研究要聚焦政策网络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机制,网络结构与政策结果、政策网络管理策略、网络绩效评估以及政策网络的量化分析等领域,从而更好地描述、解释与改善中国的政策过程。     

我国政策网络研究回顾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陆续开展了对政策网络的研究,其研究可以划分为政策网络与网络治理两大取向,学者们在对西方政策网络研究的梳理与评价、新理论的建构、检验验证与模型整合与修正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看,研究处于较低的阶段,研究质量也难以保障。因而要推进我国政策网络研究,需要紧密跟踪西方前沿,立足我国实践,明确研究路径,改进方法。     

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民法典》背景下网络著作权侵权治理探究

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基本权利定位,奠定了著作权侵权行为规制可以同时适用基本性法律规范和一般性法律规范的基础。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屡禁不止,重复侵权、隐匿侵权和高频侵权问题损害了著作权人的重要权能。著作权权利保护体系的宏观结构已经形成,但微观设计仍有待从民事基本法和著作权一般法律之间进行融合续造。当前,通过规范考察、实践经验和权利保护范式分析,解决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应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注意义务,侵权赔偿与收益分享机制建设并重,治理与疏解并举,强化网络著作权保护与运用的行业生态体系。     

治理与问责思考二篇(之一) 治理网络、问责困境与政府元治理

治理网络在我国基层实践中逐渐变得普遍,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实践绩效方面,而对其存在的责任问题未予以充分阐释。治理网络中的责任问题包括责任对象的弱代表性、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责任信息的不透明性、责任内容的专业性等。政府应对治理网络进行元治理,通过促进治理网络的开放性、塑造治理网络中的民主对话及建构治理网络中的公共伦理等路径,以化解其所面临的责任问题。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它以互联网为背景,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偏差性和蝴蝶效应等特点。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也极大地挑战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效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对政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事件信息公开是否及时、真实、准确有关。因此,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治理,应主要围绕网络事件信息发布而展开。     

政策网络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在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的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现象;通过扩大政策网络开放程度,解决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现象。     

智能场域下网络社会治理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智能技术与互联网的融合,迭代推动网络社会进入智能场域时代,重塑再造网络社会运行及基于网络的社会治理范式。通过对智能场域内涵及运行机制的理论阐释,可以深刻地剖析智能场域网络社会面临的难以预知和不确定的新问题带来的挑战。研究发现,完善与智能场域发展相适应的战略规划、以体制重塑提升治理权威与协同性、围绕全要素和全周期创新治理机制、以政策法规体系完善优化治理闭环是智能场域网络社会治理的有效举措。     

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实践创新

国家建设理论范式是二战结束后指导新兴独立国家的一种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先后经历了国家构建理论统治时期和国家能力理论统治时期,并在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分别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南。这两个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把国家建设狭隘地理解成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一系列维度上的量的增长,而没有把国家建设理论范式推进到以国家能力"质"的提升和以"治理现代化"为理论核心的更高的国家成长理论发展阶段。为了彻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难题,需要树立"国家成长"的理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理念、原则与体系

恐怖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常以"人权"问题为由头,利用网络最大化制造我国反恐负面舆情,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这容易在网络空间形成复杂的舆论场域,陡增政府治理的难度。而传统舆情控制模式又掣肘了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涉及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问题。对此,我们应从治理理念、原则和体系等方面一并加以解决:在治理理念上,将网络舆情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以"政府职能为中心"治理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转变、模式环境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关系由分立并行向互动协作转变、治理手段由单纯刚性向刚柔并济转变;在治理原则上,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以及协同治理原则;在治理体系上,构建网络舆情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应对决策机制、信息共享体系、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与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进而构建恐怖主义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推进恐怖主义网络舆情治理的现代化。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