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对商誉减值影响研究

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管理者能力对并购商誉减值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购方企业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管理者能力和商誉减值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越强;此外,当并购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受限时,管理者能力对公司商誉减值程度的反向影响增强.文章基于实证结果,从管理者能力、市场化程度、管理者权力三个角度提出建议.研究结论丰富了管理者能力与商誉减值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今后市场并购活动的高效开展,控制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代理冲突、内外薪酬差距与并购商誉

以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商誉的准则规定为基础,从管理层代理冲突与内外薪酬差距角度研究商誉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代理冲突越严重,企业通过并购形成的商誉规模越大。提高内部薪酬差距可以弱化代理冲突与并购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发挥治理作用;而对于外部薪酬差距,正向差距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负向差距越大越会加剧代理冲突与商誉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越严重的公司,其商誉越有可能在后续出现大额减值现象,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从代理冲突及管理层薪酬结构的视角客观认识商誉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帮助企业从优化内外薪酬差距的角度来约束商誉中非合理部分的形成,降低企业风险。     

并购行为中的商誉相关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企业并购经常存在商誉,并在初始确认时计入资产灸债表,后续会计处理则引起关于商誉减值测试和商誉摊销的广泛争论。商业并购行为所涉及经济内容不仅仅包含并购商誉价值,而且包含非商誉价值。并购商誉会计确认与商誉会计确认一样,应该进入利润表而不是资产负债表。非商誉价值不是商誉,更不能够进入资产负债表。企业并购行为所形成的支付差额应该采用立即注销法。     

代理冲突、激励约束机制与并购商誉

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主要研究管理层代理冲突及内外治理机制对企业并购活动中的商誉形成及其规模的影响。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管理层代理冲突越严重的公司,通过并购形成的商誉规模越大,表明企业商誉确实包含了非经济的泡沫成分。深入研究表明,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与外部治理约束机制可以弱化管理层代理冲突与商誉规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冲突严重的公司,其商誉更可能在后续期间出现大的减值以及在公司绩效上有负的反映。该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客观认识商誉的会计信息含量,帮助企业采取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来约束商誉中非合理部分的形成,从而降低企业风险。     

并购商誉及其减值研究：准则演进与文献回顾

文章结合商誉准则演进过程,分析了商誉的内涵,采用“财报信息的编制者（管理层）——财报信息的鉴证者（审计师）——财报信息的使用者（投资者、政府、社会公众）”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商誉产生的动因、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准则演进方面,美国商誉会计准则的演进背后主要是各个经济利益集团的博弈,国际商誉会计准则的演进动因主要在于平衡各个成员国的利益需求,我国会计准则的演进动因主要在于结合经济发展进程的同时与国际接轨;国内外有关商誉的研究主要从好感价值论、协同效应论、超额收益论等视角归纳了商誉产生的动因,从并购交易特征、管理层行为、外部市场环境等方面归纳了商誉及其减值的影响因素,从财务报告质量、股权投资者、债权投资者等角度归纳了商誉及其减值的经济后果。未来可以进一步以理论与实证结合,立足中国情境展开更加深入系统的商誉研究。     

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及防范研究--以宝鼎科技为例

近年来,巨额商誉及其减值风险已经成为并购企业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宝鼎科技并购上海复榆形成的巨额商誉为案例,分析探讨并购企业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具体成因和防范举措。研究发现:由于尽职调查的致命性缺陷、补偿协议的不合理、并购方式的不恰当以及并购协同不到位等原因,并购企业产生了巨额商誉减值。对于巨额商誉减值风险的防范,创建了并购安全线——并购会略有盈余或盈亏平衡的并购溢价率来判断商誉减值风险。基于此,并购企业应在并购安全线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的尽职调查、选取基于并购谨慎性的资产基础法、实现并购协同效应,规避巨额商誉减值风险。     

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实现成长、扩大规模的重要途径,应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商誉减值,而高商誉减值在引发潜在市场风险、影响资本市场稳定方面具有明显作用,给上市公司及实体经济运营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不可逆转代价.管理层过度自信作为影响并购商誉减值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在此基础上借助实际案例,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如何在并购过程中影响企业商誉减值展开了深入探讨,并从企业角度和市场监管者角度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层规范建议,期望能对规范管理层过度自信、降低并购商誉减值风险有所裨益.     

并购特征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

本文以深交所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在2013—2019年间已完成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剖析并购特征对公司2015—2021年间商誉减值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相较于相关性并购，多元化并购对商誉减值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多元化并购下的商誉减值程度也更高；相较于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等估值方法，收益法估值对商誉减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益法下的评估增值率更高，巨额商誉背后的商誉减值程度也更高；与单一支付方式相比，混合支付方式对商誉减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一是监管层要健全制度，加强事后监管；二是并购方要谨慎决策，警惕过度自信；三是投资者要理性投资，重视并购特征。     

共享审计能抑制并购商誉饱沫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理发现,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有效商誉的探讨

商誉作为购买方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并预期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但是目前对被并方的估价受协同效应、议价能力、被并方粉饰现金流量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并购过程中被并方估值较高,合并报表中商誉的确认较高。商誉中包含较多的无效成分。无效商誉发生减值的风险较大,将影响企业的业绩。     

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经济下滑还是财务"大洗澡"

文章选取2010—2018年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分析了业绩下滑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提高能否抑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财务"大洗澡"动机会提高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概率,说明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主要受管理者财务"大洗澡"动机驱使.此外,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有效遏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财务"大洗澡"动机.     

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进一步考虑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审计机构排名的调节效应后发现,在低市场化水平、非国有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上市公司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通过商誉减值的手段实现"洗大澡"的盈余管理目的 .本研究丰富了商誉减值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为准则制定机构完善商誉后续计量准则、资本市场监管方完善相关监管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企业并购商誉确认计量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企业并购商誉确认计量存在的问题 1.巨额商誉减值方面.在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引发公司内生增长不足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公司外延式并购需求创造条件的情况下,并购企业易在一定程度上高估被并购企业价值,从而导致股份并购泡沫直接计入并购商誉.当资本市场发展逐步成熟,并购势头下降估值回归理性的时候,势必会引发巨额的商誉减值,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并购风险计量初探—— 以蓝色光标为例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企业并购中的估值、风险计量和管控问题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本文以蓝色光标两家子公司的商誉减值为例,在介绍风险量化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并购中商誉与风险的关系、风险定义和计量问题,并从并购商誉短期出现巨额减值可能导致管理层的操作空间视角,提出现有会计准则的商誉减值测试处理值得商榷的观点.     

并购商誉、商誉减值与股票错误定价

以近年来上市公司频发的并购重组为背景,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加剧了并购方的股票错误定价,高商誉的公司股价被严重高估,计提商誉减值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增量信息,缓解商誉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和投资者情绪在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高、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上市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存在利用并购商誉导致的股价高估实现高位减持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对并购商誉正确定价,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企业并购中商誉的会计处理

企业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并购企业中的商誉如何确认及后续的会计处理是商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对并购企业以后期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商誉的认定过程及后期的减值测试方法进行探讨,试图学会企业并购商誉的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