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法律援助的价值取向

残疾人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是法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援助的经济性、援助的道义性、援助的法制性、援助的社会性四个方面阐述残疾人法律援助的价值取向.     

法律援助制度的“困顿”与“觉醒”——从弱势群体权益公法保护的视角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为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法律服务,使其能够有效参与司法程序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利主体是弱势群体,义务主体是国家,实施主体是政府,通过法律援助可以避免弱势群体权益实际上被排斥在司法保护之外。我国当下的法律援助制度面临专业力量匮乏、救济范围狭窄、责任和义务纠缠不清等现实困境和局限,亟需走出"困顿"和"迷茫"。法律援助制度的"觉醒"不仅需要通过立法的完善拓宽受案范围,明确国家责任,还要更新援助体制,健全经费保障和人员激励机制,着眼于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一体化设计。     

关于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

法律援助又称为法律救助或法律扶助。它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及法律专业人员,对某些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或者提供法律帮助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它是法律的公证性的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重视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标志之一。     

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必要性的理论分析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制度具有增加社会隐性财富、实现法律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公民诉权要求的作用,同时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公民本身所固有的权利,它不但使受援助公民受益,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财富、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能带来益处。     

我国法律救助制度的问题梳理与体系构建

法律实施需要成本,没有经济条件的法律主体很难享受司法程序来救济权利、实现权益,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必要的法律救助。我国现有的法律救助体系存在着诸多相互抵牾的问题,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实践也不一致,立法体系很分散。中国需要建立包括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以及申请执行人的救助在内的统一的法律救助体系,以解决现有问题并促进法律救助的发展,从而维护社会和谐正义。     

论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一体化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虽然同为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确保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但由于两种制度实施的主体、审查程序、适用范围、条件等不同,造成两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协调、不配合的情况,影响了两种制度的功能发挥,使受援人得不到全面、有效的法律帮助。因此,必须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实现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一体化。     

试论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也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它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及法律专业人员，对某些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或者义务提供法律帮助的一种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津助是法制观念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体现，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历史发展、建立和健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思路四个方面粗浅地论述了法律制度，以期早日实现我国法律援助的社会化和制…     

农村法律援助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湖南省龙山县为例

法律援助是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是社会救助制度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农村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的关键组成部分,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我国法治建设目标的实现。应逐步降低法律援助申请条件,维护好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渠道增强资源配备,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加快建立法律援助联动机制,尝试将非诉调解纳入农村法律援助形式,不断创新法律援助服务方式;建立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率和影响力。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中公民能否平等地获得专门法律服务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缺乏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保障 ,刑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就难以实现。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后全面规范了法律援助制度 ,明确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并通过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的具体规定 ,使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然而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 ,应当从六个方面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应大力发展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事业

法律援助是律师事务所为公民提供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专门的无偿服务 ;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案件中的当事人实行的诉讼费用缓交、减交或免交的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关于司法援助和司法救助 ,国家开始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由于起步较晚 ,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 ,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主要有完善法律、健全机构、加强宣传和采取激励方法等。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进行矫正的特殊性及难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既要考虑到国家法律的一元性,也要考虑到民族民间文化为犯罪矫正提供的多元化进路。不论是精神性矫正模式、社区性矫正模式还是正式性矫正模式．都需要针对少数民族同胞设计具有民族特点的犯罪矫正机制,使犯罪矫正工作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更高的质量。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使得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不再是原则性的宣言。该法从以下五个方面夯实了保障人权的法律基础:从原则的高度宣示法律的政治道德基础,强化人权保障的意识形态;合理界定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使人权获得最充分的发展;规范警察行为,明确其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义务;限制自由权利的滥用,提供更广泛范围的人权保障;提供实效救济,使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论行政误导的法律救济

行政误导是一种特殊的、变态的行政指导,会损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应该给予相对方一定的法律救济途径,而行政主体也应当为其实施的行政误导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论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及实施机制

经济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建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我国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完善和创新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它的救济机制 ,实行经济诉讼。在经济诉讼中 ,要扩大原告和被告的范围 ,适度适用调解原则 ,举证责任应主要由被告承担 ,案件性质应多样化     

不起诉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不起诉决定权受到诸多限制，其功能被严重弱化，而且不起诉决定权的法律基础受到质疑。不起诉制度的现状已经有悖于诉讼经济原则、效率原则、公正原则的要求。导致其受到限制的原因是刑事诉讼法任务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审判权的存在使其受到宪法制约，不起诉决定权存在不规范使用，不起诉制度存在立法局限，舆论监督不全面。摆脱困境的途径在于将不起诉决定的性质确定为无罪决定，细化不起诉制度应当适用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讳出不起诉决定的程序、适用的实质性条件和辅助措施、救济手段。     

试论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意义及工作原则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社区矫正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我们必须对社区矫正的实现原则及完善途径进行深入研究。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契合与背离——对证据制度史另一视觉的解读

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虽然在事实发现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是以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为目标的,并且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它们所认定的法律事实都能贴近案件的客观事实。但由于受认识手段的影响以及为了限制法官恣意和保护人权等多种原因,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经常发生背离。我国证据制度忽视了对法官主观随意性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护,应当予以矫正。     

官与民的平衡器——论中国近代行政法院

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造成了国民"官本位"的观念浓厚,国人多是顺民,更不用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清末迫于时势,向西方学习,寻求法律制度的变革,行政法院遂呼之欲出,至民国时期,行政法院方产生,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所发挥的作用亦有限,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近代的行政法院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拍卖吉祥车辆号牌支援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法学思考

车辆号牌作为一种识别标志,发挥着维护公共秩序、保障不特定个人利益的作用,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其中所谓的吉祥号牌在社会发展中能够产生具体的财产利益。政府通过拍卖这些吉祥号牌,将所得收益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一种既规范车辆号牌发放秩序又救济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可行办法,与我国现行法律不存在实质冲突。但这一制度的实施尚需解决完善拍卖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拍卖成本等问题。     

行政法视野下国防行政体制的改革

国防行政不同于军事行政。军事权是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而国防权隶属于行政权。国防与军事的分离,军政与军令的分离,是构建国防行政体制的基础,是国防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提。国防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对"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军",对国防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救济,对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