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研究——基于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

建构于传统制造业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不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亟须进行理论范式创新。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与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至少在研发、生产、产品、审查、营销、物流、消费、特征效应与生命周期等十个方面存在关键区别，并且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具有衍生效应、共享效应、嫁接效应和外溢效应，由此决定一旦某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他国“俘获”或“低端锁定”，该国未来产业竞争力将被牢牢控制。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立方体模型的研究发现，对于NVC高成熟度的数字创意细分行业应采取市场优先、成本领先和兼并收购三大“主动出击型”战略；对于NVC低成熟度行业而言，应根据GVC成熟度和行业成熟度采取相适应的战略，逐步提升数字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战略地位。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2013—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样本缩尾处理、替换测算方法、考虑政策外生冲击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一线城市>二线及以下”的差异分布格局。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打造数字集群为主线、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以前沿技术突破为重点,希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有鉴于此，中国须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理论逻辑、国际借鉴与实践路径探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是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窗口”“试验田”作用、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国家战略所需，也是以金融开放创设跨区域合作典范、以制度协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湾区所向。本文基于金融地理及金融功能研究视角，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倒逼金融要素向周边地区转移、社会分工理论推动周边区域金融活动专业化、多核心理论推进金融中心协同发展并渐进演化为国际金融枢纽等维度，分析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机理。同时，在对世界湾区城市金融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金融枢纽的战略构想，即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中找准自身定位，遵循“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轨迹，以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为动力源，以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为突破口，以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为支撑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金融板块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要素集聚的产业地理效应

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阐释了要素集聚的产业地理效应。要素集聚产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产业区位;特定区位的要素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后产生拥塞效应,驱动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分散产生资源空间配置效应,形成多层级中心—外围的产业空间结构;而中心—外围的城市映射效应导致城市分层,并通过一定的产业关联形成城市层级体系。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TiVA最新数据库以及2009—2018年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有效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这意味着低端嵌入不利于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才能够明显改善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识别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机制实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低端锁定效应和吸收门槛效应两个机制实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积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迫切要求。数字贸易新特征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规则也面临新问题，需要在尊重数据主权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各国的国内监管，实现更均衡的贸易利益分配。目前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因各自的局限性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需平衡高标准与包容性，将大国优势充分贡献于全球共同利益，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同发展。文章从贸易理论出发探讨数字贸易新特征，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关键问题具体化为“贸易便利化”“数字技术”“数据流动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包容发展”五大核心议题，并提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探讨中国方案推向全球的策略。     

论簇群式城市化发展路径

福建城市化必须坚持空间集中战略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地区优势并形成各地区有特色的产业群 ,通过产业集聚和产业扩张 ,形成梯度差异的大中小城市簇群 ,具体战略对策是“减村”、“并乡”、“强镇”、“扩市”、“撤地级市”、“做大中心城市”。从而培植各地区基于城市簇群与产业簇群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竞争力 ,以达到资源配置的空间优化效应     

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机理研究

科技动力机理是指科学和技术的性质、源流以及科学和技术融入生产劳动(经济活动)过程的作用机制、社会制度安排。科学和技术的双植入性质将更多地体现在中国产业发展的高端技术领域。在科技进步推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无数新的可能性，可以说，现代化的叙事范式正在从“微观—宏观”世界向“域观—协同”世界演化。凡有助于形成科技群域的规则空间，就会有更大机会发展成为科技活动最活跃的区域。科技活动的空间分布总是非均衡的，特别是尖端科技活动，必然是高度集聚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推动科技发展的行为主体是多元化的，形成了各具特质的科技之域和企业群域，构成了复杂的规则体系。科技动力机理在一定的系统性环境下展现，在不同的系统环境中，科技动力机理的表现也不同。因此，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机理所处的系统环境，才能使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实践更具可行性和能动突破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重构与城市间结构效应分析

都市圈是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重组形成的城市圈层式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圈形成之路,其空间结构重组是顶层设计的核心,也从整体决定着空间结构效应。本文以京津冀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利用引力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讨京津冀都市圈的空间重构,分析空间重构对区域经济、人口的集聚与扩散效应。研究发现:(1)京津冀都市圈的空间组织重构,已初步形成"三足拱卫"的雏形;(2)中央政务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天津和雄安新区形成的"一核三足"城市架构,将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结构优化路径;(3)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置和雄安新区的设立,加强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与周边的联系,扩大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促进了城市功能定位与城市间联系的关联度。     

集聚类型、城市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其永续动力是创新，而产业集聚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前提。产业集聚可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文章就哪种类型的集聚更能促进城市创新做了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机理分析显示：多样化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培育与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前者产生的劳动力匹配、知识外溢和企业培训的激励效应明显大于后者，在吸引高技能劳动者以及提升现有劳动者技能和创新能力方面更胜一筹。实证研究显示，集聚类型对城市的创新效应还因城市区位和行业差异而不同，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特征。上述研究结论可为加快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演化

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当今产业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增值点和盈利点,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战略性地位.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空间集聚能显著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演化表现出集聚与转移并存的规律特点.本文基于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进行了机理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关注的热点,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2005-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呈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的特征,且表现为全国波动上升、东部跃迁、中部塌陷、东北停滞的态势.经济外向度、金融发展水平、制造业集聚等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当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同时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优化绿色创新环境.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攀升全球产业链的路径分析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审视,并结合中国典型的服务外包聚集地——宁波的服务外包产业进行价值链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粗具规模,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实力并不强,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为了真正摆脱“低端道路”的束缚,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必须努力寻求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服务外包发展道路。通过培养适合服务外包企业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培育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环节的大企业,以及发挥上海、北京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辐射作用,可以使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尽快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化:升级趋势与固化、耗散——来自上海百家园区的观察

梳理国内外创意产业集聚演化的主要观点:“创意场域”、艺术“自我毁灭”、“创意社群”和“创意城市”;立足于实地调研,剖析上海百家创意产业园区的集聚现状与问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论证的基础上对创意产业集聚演化趋势进行判断:经营良好的品牌类园区有“演化升级”趋势,主要有孵化器、体验终端、社区营造、创意地产、业态融合、主题衍生六类不同的发展走向.仍有相当数量的创意产业园区可能出现“空间固化”和“集聚耗散”的消极走向.当然也存在新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下集聚业态的“潜在进入”倾向.针对不同的集聚演化趋势,提出方向性控制、分类指导和机制创新的进一步思考与建议.     

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乌鲁木齐都市圈作为天山北坡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对天山北坡城市群以及自治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9～2020年乌鲁木齐都市圈8市5县为样本,研究发现乌鲁木齐都市圈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各区域集聚水平差异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疆范围内尚未形成集聚优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均值呈现轻微上升态势,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提升缓慢,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最低。基于此,应加强区域联系,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紧扣“短板”发展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大力提升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谨防核心城市“塌陷”;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市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长板”优势,提升其两业协同集聚水平;优先发展与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以五家渠市、乌鲁木齐市为重点推进兵地深度融合,提升乌鲁木齐都市圈核心区域两业协同水平。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集聚与产业生态环境探析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集聚较松散,产业生态环境主要呈现产业生态系统中多角关系与自组织协同机制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集聚使五大功能组团产业欠缺协同性、技术创新能力弱等特征。为营造良好的产业集聚生态环境,应科学选择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培育经济区内自组织协同机制、创造主导企业与协同企业配套发展的生态体系、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功能组团间产业群的协同,从而促进经济区产业向更高层次的集聚发展。     

数字产业渗透赋能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将2012—2022年47个国家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产业渗透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切实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通过合理配置创新要素与促进颠覆式技术创新,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数字产业渗透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扩大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方案、强化颠覆式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与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格局提供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至高级阶段的产业关联表现形态。对单一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集聚对区域创新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区域,试图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作用。研究选取了粤港澳大湾区2003—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多空间尺度运用EG修正指数和DCL指数测度了产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邻近地区创新的溢出效应,以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益的思路。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存在产业协同集聚现象,但水平仍然较低;(2)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度高于大湾区,其中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最高;(3)都市圈尺度下的比较发现,广州和深圳两大都市圈的产业协同集聚度居于大湾区领先水平;(4)港澳生产性服务业与珠三角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低于珠三角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度,显示出生产要素未能高效便捷流动导致港澳近年来与珠三角制造业的经济关联度不及珠三角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5)粤港澳大湾区尺度下的协同集聚度与区域创新水平均不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珠三角地区尺度下两个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对珠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