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韦伯伦理思想中的责任理性问题探讨

“责任理性”是暗藏于韦伯命题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是人独立自主地认识自己行为后果并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实践能力,是一种能化责任为信念,以激情、欲望为动力,以理性思考的判断力作保证的道德实践理性,一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互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支撑、理性与情感相互亲和的现代理性.     

重塑现代精神世界：乌托邦精神的合理张扬

急遽物质化的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全面扩张,价值理性随之隐退,人在逃离了上帝的束缚奴役之后转而陷入了外在的物质奴役当中,“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充斥着整个社会,名与利成为人们人生追求的终极价值取向,内在精神追求普遍衰落。这一现代性的困境下,乌托邦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不仅仅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空想”。它代表着超越性的追求,激发着人的内在精神冲动,从而帮助人们重塑精神世界,找回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真正诉求。     

从失衡到和谐:人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中的心灵解析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过早地展开,使得国人遭遇难以言喻的心灵阵痛与失衡,主要表现为意义追寻之迷惘型、情感冷漠之失落型、需求满足之虚假型、精神乌托邦之虚妄型。从文化的视角探究原因,主要是工具理性的蔓延使价值理性作用式微,以及对价值理性的尊崇从而拒斥工具理性。告别心灵的“失衡”,应确立辩证意识,观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并见之于行动,这是实现心灵和谐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     

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

本文基于哲学的维度 ,以对人的解读为切入点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中 ,分析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反思并祛魅工具理性 ,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笔者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是不可被复制的 ,克隆人技术至多只是开辟了人类繁衍、自身生命再生产的一个新途径 ;工具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与社会问题 ;试图在基因层次上确定“完人”终极标准的努力既不现实 ,又十分危险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作为一种工具理性 ,必须有其目的性价值 ;在对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采取理性谨慎态度的同时 ,应当对探究科学未知活动给予社会宽容。     

“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新思路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论题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论早期儒家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

早期儒家的王道政治是价值理性的体现,霸道政治则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征。早期儒家在对天道、历史和人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选择了价值理性,儒家的这种选择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基本的价值倾向,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科学与迷信的对立:一种文化哲学的分析

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对科学与迷信的对立作了分析。指出迷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根源。迷恋经验所引起工具理性的“缺失”、“闲置”和“错位”而导致神秘主义,是迷信产生和流行的重要文化心理背景。迷信的对立面是科学和理性。破除迷信的根本途径只有靠弘扬科学理性精神。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