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服务型政府是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能干的公务员队伍.中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中国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服务型政府变革,必须重构公务员制度,建设以职业化体系为核心的公务员制度.     

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公共选择分析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主导性方向被普遍地理解为制度的创新。与之相随，总体性的体制资源的开发与供给就构成社会长期发展的最稳定的驱动力量之一。这一新的变化既是十多年来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意味着制度层面上的社会重建。在这一制度创新网络中，政府旨在加强自身整合度的公务员制度的创新不但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成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本文拟依据公共选择基本理论，对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这一政治过程作一分析。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会对公务员制度有不同的描述。就本文的研究领域、目标及视角而言…     

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问题研究综述

公务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掌控着国家治理的权力,成为社会中独特的一个群体,然而公务员并非天然的就具有公共情怀,公务员也具有私利性的一面,届时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就成为重要的课题。我国学者从思想和法律制度、自律和他律、监督和激励、正向和反向的多管齐下等方面研究了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向度,然而我国对于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的研究还处在初步层面,还需在多角度创新、深层理论分析上加大力度。     

论法律职业化的制度建设

法律职业化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实现法律职业化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法律职业化制度建设有四个方面法律职业素质教育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基础；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关键；法律职业能力训练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核心；法律职业保障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保证。     

MPA教育与公务员行政法治理念的培养

影响我国MPA教育的发展除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政府体制(MPA教育)与中国政府体制(MPA教育)有落差之外,中国公务员的行政法治理念的培养对MPA教育影响是最直接的。我国的MPA教育没有标准规范,盲目的套用式的引入美国人的案例,是远远不够的,也不符合实际。从中国公共管理的层面上进行MPA教育的一种(职业学位)职业化的管理人才的培养,管理者的(公务员队伍)个性能力的塑造,创造性的思维培育,在注重借鉴美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理论及相关教学方法训练的同时,必须结合中国政府体制及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现状,问题,挑战,对策),贴近实践,系统地培养公务员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中国MPA教育的着力点。     

论公务员的忠实义务

公务员制度是近代国家建立以后所确立的重要公法制度。现代国家的二律背反是在公共管理是必要物的同时,公共管理人员又可能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因此,对公共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赋予公共管理人员以更多的法定义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关键。在国家以法定方式赋予公共管理人员的各种法定义务中,忠实义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义务。忠实义务是公务员精神的核心,是公务员义务中最为本源的原生性义务,其他义务均由忠实义务派生。本文将从公务员忠实义务的法理根据,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忠实义务的要求,公务员忠实义务与公务员精神培养三个方面对此展开学理、实证、构建三个层次的论证。     

国家公务员必须接受培训

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按照工作职位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公务员进行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专业技术技能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培养和训练,是公务员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工作。一方面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准备和起步,包括过渡和试点,离不开培训工作,另一方面公务员制度的具体实施,包括入门和晋升(通称“大门口”和“楼梯口”),也都离不开培训工作。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公务员管理的诸多环节,要求公务员必须接受培训。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民主意蕴及其实现路径

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比,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公共管理的宗旨和目标指向、公共政策的执行责任、政府服务的对象、公共组织和公务员的责任、公共组织的管理方法、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认知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相对于政治民主、行政民主、民主行政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蕴领域更宽、范围更广,更为深厚、彻底、直接、可靠,且更具有可操作性.新公共服务理论民主意蕴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公民美德塑造及行政官员道德意识的复兴、民主对话、共同生产、共同领导等.     

中国公务员退出机制的路径依赖及其创新

公务员退出困难是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可以为我国公务员退出机制创新提供合适的视角和分析方法。突破公务员退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必须跳出体制框架,撬动其他一些关键领域的变革。应以兼具包容性与跨越性的视野与胸襟,合理吸收、借鉴西方不同阶段的理论和经验,为制度创新提供合适的价值指引。借用公务员管理体系的外部性力量,打破垄断性制度供给。通过完善编制管理和公共预算预制,为退出机制创新提供硬性约束。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和问责机制,为公务员退出机制创新提供标杆效应。同时,建立分级分类考录与多元化灵活雇用机制,以目标、沟通、改善为路径创新考核制度,全面建立公平融合型养老保险制度,为退出机制创新提供支持。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

美国学者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将理论视角聚焦到公共生活的主体———公民而不再是“掌舵”的公共行政官员,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理念,主张公务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同时,新公共服务理论给予公务员以明确的定位———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重视人的价值。探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公务员服务意识,对强化我国公务员服务意识很有借鉴意义。     

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职业经理人

非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任何类型的组织都需要管理和管理者,非营利组织也不例外。改进非营利组织管理的重要途径就是进行职业化管理。中国非营利组织迫切需要引进具有丰富的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适应市场竞争环境、能够进行管理创新、以管理为职业的职业经理人。     

新公共行政伦理与政府软实力建设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新公共行政伦理集中体现在公平正义、以人为本、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依法行政理念和法治意识等方面.新公共行政伦理属于政府软实力的范畴,而且居于核心层,既可以引导政府机构及行政人员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进行合理的选择,又可以规范政府机构及行政人员的公共行政行为.当前,新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最大障碍仍是思想解放,在新公共伦理建设中继续解放思想既要还利于民更要偏重还权于民,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把握政府公共化和服务性的角色定位、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公共行政伦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公共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实施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等方面.     

从官僚制角度反思《公务员法》对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影响

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国际环境处于信息时代，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方向仍然应该是完善官僚制，而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逐步实现去官僚制化。2006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为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法律支持。但本文认为《公务员法》中的部分内容无益于中国公务员制度实现官僚化，主要体现在公务员范围扩大、委任制没有消失、拒绝“两官分途”以及人情大于法律规范等问题上。从官僚制的视角分析，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推进中国公务员制度进一步改革、实现官僚制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公共精神与现代公务员素质的提升

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是良性社会治理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塑造现代公民的先导,也是推动我国社会向现代公民角色认同、内心自觉、保护公权的公民社会的转型的中坚力量。需要结合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状况、新问题和面临的新环境面前,对公务员及公务员素质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     

论"九七"回归以来的香港公务员制度改革

在回归以后的香港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中,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居于重要地位.香港公务员制度改革,是香港行政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政府能力与管制绩效的重要举措,是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现实考虑,包括人职与调职、薪酬与福利、行为及纪律处分、表现管理、培训与发展等方面的改革,表现出对传统文官制度的变革和当代西方国家的管理主义改革浪潮的回应的特征,对我国内地公务员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多元主体之互动与合作

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是一个多元系统,内含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4个层面。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正是其多元主体互动与合作的产物,是各主体“合力”作用的结果。面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制度建设”的要求以及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的现实,设法提升多元主体“合力”,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初探

我国公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 ,我国应借鉴西方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经验 ,对公务员制度在机制运行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     

建立与完善公务员职位聘任制:基于深圳实践的理论思考

公务员聘任制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有利于拓宽用人渠道,增进公共人事系统的活力。深圳市的聘任制试点为推进公务员聘任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行办法》的颁布建立了聘任制的基本制度框架。然而,无论是深圳试点还是"试点办法",都显示聘任制还很不成熟,需要通过培育社会核心价值、完善聘任制管理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推进公务员聘任制的基本目标。     

从系统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看中美公务员培训制度

公务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它的价值观会受到整个行政环境的影响,其行为也受到行政组织结构的制约。与此同时,公务员是执行与改变这一切的根本,公务员的素质与能力也反作用于整个行政环境与组织结构。因而有助于提高公务员素质与能力的公务员培训制度十分重要。鉴于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建立较早、培训制度较为完善,故本文从系统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中美的公务员培训制度进行宏观的比较,希望能对中国公务员培训制度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