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创新

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开放性、创新性、协调性和宜居宜业是国际典型湾区的共同特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跨境协调、要素流通、社会融合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本文在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空间分工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城市体系结构理论和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理论分析表明,经济一体化、空间分工和空间重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湾区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协调能力,制度性整合有助于区域功能性整合,制度创新是实现湾区高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理论分析,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加强制度创新探索,重点包括基于市场一体化创新湾区跨境协调机制、基于已有平台和合作基础创新湾区城市合作机制、基于“共享产业价值链”创新湾区产业分工机制、基于“区域利益共同体”创新湾区公共治理机制,从这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着手,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 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及应对逆全球化与贸易战风险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支撑"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样本性实验,更是"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亦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规划纲要科学合理,细致入微,对大湾区的发展主题、城市分工、制度创新、技术突破及融合发展提出了层次分明、有机协调的规划安排。规划纲要回应和回答了中国如何坚定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及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大湾区战略全面推进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其基本目标是将大湾区建构为一个"初级法律共同体",通过法治协调与创新推动湾区内资源与人员的充分自由流动以及不同制度元素的竞争性融合发展。大湾区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有望通过若干年的建设而成为"一带一路"的技术标准与制度合作模式来源地,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区,成为全世界瞩目、向往的创新中心与人文生活目的地。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合作机制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湾区教育、人才等要素的互融互通和协同发展,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目标的基础性条件。找准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和人才合作层面的支持条件及现存问题,明确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错位发展与优势互补相统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打造教育与人才合作创新与交流平台;完善教育、人才的激励措施,搭建创新知识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有利于整合区域优势,提升湾区整体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一流湾区目标的达成。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机遇、挑战与对策

<正>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人才培养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为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机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区域优势和资源集聚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要战略之一。粤港澳湾区区域优势明显,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将更大限度增加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的流动性,推进多主体参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此外,湾区具有东南亚的地缘优势,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人文交流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研究——基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视角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汇合点,在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衔接国际规则和机制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制定协同发展规则、衔接供应链管理机制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为了更好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基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理论,从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协同、现代化水平提升3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现状以及具体问题。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链合作顶层设计、供应链协同规则、创新要素流通规则方面已有明显进展,但是存在产业发展同质、通关便利程度不足、现代化标准对接暂遇瓶颈等问题。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要加速对接产业链升级规则,实现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持续畅通供应管理规则,建成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促进产业现代化发展规则衔接,共同提升三地科研实力,带动各类要素畅通流动,力促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建设取得新的突破,构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大湾区立法进路下的法理学思辨与定位

大湾区的法制建设是实现其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立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不能脱离坚实的法理基础。中国大湾区的法制建设环境面临着整合式的经济发展背景，而粤港澳大湾区所属的法域地区还呈现出多维化态势。面对"纲领式立法论与详尽式立法论""顶层式立法论与平行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与程序式立法论"三组法理争辩，中国在对大湾区进行相应立法活动时应采用比较研究法：首先充分分析并借鉴域外湾区的立法理论及其所形成的湾区立法模式，而后得出"我国大湾区范围内法律法规的制定应以纲领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为支撑，并将其作为规范出台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结论。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要采纳平行式立法论以尊重港澳两地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在浙江大湾区内要发挥顶层立法理论的优势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     

TPP、RCEP背景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挑战与应对

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从整体上存在两条路径,即美国所主导的以TPP为代表的“美国自贸区版图”和东盟等16国所开展的以RCEP为代表的“亚洲自贸区版图”。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TPP协定的签署和RCEP的谈判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加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出口竞争关系,使中国-东盟自贸区面临着受冲击、被稀释的可能。在此情境下,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对待TPP中的“新一代”高标准规则,明确RCEP谈判中的攻守利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尽快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自贸区体系,这样才能更加从容淡定地在TPP、RCEP框架下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     

加强穗港合作,放大广州文化影响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离不开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引领与统筹作用,尤其是在湾区文化建设方面,广州应大有可为。文章从穗港交流合作的角度,指出了目前广州在引领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通过发挥机构职能、利用人缘地缘优势做好对港文化交流工作,形成对港的文化影响力;同时借助香港的国际地位扩大广州的影响力,并充分利用粤语增强港人的文化归属感与湾区的文化凝聚力。     

“共建人文湾区”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为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采用SWOT方法分析“共建人文湾区”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机遇和威胁，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图书馆文化建设策略的SWOT矩阵.从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抓住文化共建机遇；深化内部建设，抓好契机有效拓展；利用经验优势，突出地方文化建设；加强行业内的交流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四个方面提出建设策略.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策略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方向。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理论和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及成果。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策略建议。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准确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

新时代条件下,仍要继续进行“伟大斗争”,以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昂斗志,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要明确“伟大”在于梦想伟大,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于“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要明确“斗争”必须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必须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展开,必须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具有三大特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具有更为重要的世界意义。     

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成效、形势及展望

近年来,我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在战略对接与机制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格局,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当前,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交织。机遇：我国国际影响力、区域经济塑造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召力显著提升;挑战：部分域外势力频频搅局干扰周边地区,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国家与我国合作水平和合作意愿亟待提升,我国对周边国家开放水平的短板亟待补齐。据此提出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建议：强化战略与政策对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盘,完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产业投资合作,提高协作互补能力;发挥沿边地区开放功能,提升对外合作水平。     

共识凝聚与要素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积极践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形成跨区域的应急管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应急管理共同体是维护社会系统稳定和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础，对跨域整体性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应急管理共同体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向纵深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探索。以府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四大要素切入，分析推进应急协同中的管理症结与协同落差。围绕凝聚共识、对接规则、整合资源和融合利益等提出优化路径，丰富中国情境下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理论，为推进应急治理体系和应急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目标靶向和路径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品牌价值评估

区域品牌建设在我国科技创新的桥头堡和经济活力最强区域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结合高新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和引领带动性强等特点,综合Interbrand品牌评价方法和Aaker十要素模型,构建了一套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品牌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考虑到评价者群体的不同偏好情况和评价信息的模糊不确定性,基于犹豫模糊TOPSIS方法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品牌价值评估模型,并对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五个区域品牌进行了实例分析.结果显示:香港人工智能品牌的稳定性、示范性和趋势类指标得分值较之其他品牌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其总体评价值和排序处于最优;东莞市光电通讯品牌的评价值和排序仅次于香港人工智能品牌,同属于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品牌建设较好、价值较高的范畴;珠海市电子信息品牌和惠州市新能源品牌的价值评价比较接近,处于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品牌建设的第二梯队;而佛山市汽车品牌则处于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品牌建设情况一般、品牌价值一般的第三梯队.实例分析为大湾区的区域品牌建设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同时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规则对接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营商环境改革的路径与策略

金融营商环境改革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规则对接视角,从金融监管、要素流动、市场标准、金融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改革策略。     

石油天然气人民币战略的实施路径探索

随着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量逐年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油气资源消费国。实施石油天然气人民币战略，建立石油天然气人民币体系，推动人民币在国际油气贸易和投资领域上发挥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和投资货币等重要职能，既是中国规避“亚洲溢价”、提高国际油气市场话语权、增强中国油气资源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需要通过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建立区域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启动油气贸易和投资示范性项目、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措施，稳步推进石油天然气人民币战略，最终确保中国石油安全，服务中国经济发展，提高中国国际治理能力。     

我国重大设计项目中的话语激辩及舆论传播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如北京西客站、国家大剧院、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央视新大楼等，在美学与文化意蕴、经济性、安全性和项目的规则等方面都曾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争论甚至“院士上书”等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在这些公共事件舆论传播中，专家和权威、主流媒体及网络平台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防范重大设计项目中的舆论传播风险，我们应在制度、技术、参与方面注重规范，保障重大设计项目的“合法性”、“安全性”与“公共性”，并使不同舆论主体凝聚共识，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