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权力法治化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联系沟通的纽带,并充当人民群众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利益代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政党现代化已然成为推动二者实现的逻辑基础和主体力量。政党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前提是实现政党法治化和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需要通过培育法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等路径来实现。     

行政问责制:浦东的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为研究视角,在阐析"十一五"期间,浦东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做法、成效,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强化异体问责,健全多元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方式,加强问责结果与问责事由的对应关系;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细化行政问责的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问责程序;完善绩效评估,奠定行政问责制的依据和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健全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问责制先行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基础

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行政目标.完善问责制是当前建设责任政府的基础和重点.必须建立和完善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问责制度.     

从概念性理论到制度化实践: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路向

协商民主是公共权力与多元社会力量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理性对话、公开审议,从而寻求公共决策合法性的权力运行方式。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从早期的概念性理论引介、对协商民主意义和价值的探讨,逐渐步入制度化实践关切的阶段,呈现自身的创新特色:立足中国民主政治,阐释制度特色;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关注实践经验;服务全面改革战略,挖掘多层次价值。协商民主研究的创新特色彰显了公共权力运行对于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的重要影响,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长效性必须将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路向,以协商民主制度化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     

从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官员问责制的优化

从西方的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官员问责制离真正的民主问责制还有相当的距离。要使我国的官员问责制达到促使官员忠实履行职责、对其行动负责的根本目的,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为理论来源,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以及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等问题的挑战,只有重视公共权力及其作用才能有效应对协商治理前提性、基础性和目标性的挑战。因此,需要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语境下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在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公开、结构开放和价值包容,不断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以及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从而以积极、坦诚、负责任的态度服务于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视角下的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为理论来源,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以及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等问题的挑战,只有重视公共权力及其作用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因此,需要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视角来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在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公开、结构开放和价值包容,不断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以及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从而以积极、坦诚、负责任的态度服务于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行政问责制之完善 和谐社会之必然诉求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立责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西方国家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问责制的理论主要包括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有限政府论，并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得到委托一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补充。西方国家问责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更多的是相似之处，如明确而健全的法律规定，严厉的立法机关问责，完备的司法机关问责等。西方国家问责制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实行问责制，必须抓好问责制立法项层设计，保障问责依法有效运行；必须加大立法机关问责力度，提高人大制度权威性；必须积极推进司法问责进程。充分发挥司法问责作用；必须加强问责配套制度建设，形成健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     

论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

公共权力腐败的社会治理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方式，需注重强调社会力量在制约公共权力和腐败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建设国家廉政体系、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反腐模式社会化方面来讲，以社会治理腐败具有其必然性，而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夯实反腐败社会基础、创新腐败治理模式、提升腐败治理实际成效、提高腐败治理几率、加大腐败的道德成本等方面。     

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改善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现状是：行政问责制逐步规范化,问责机制逐渐健全,问责成效较为明显,社会评价不断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行政问责制体系存尚在诸多缺失或不完善,行政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及相关制度缺失,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强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对策有：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理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构建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体系,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体系,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培育行政问责文化、营造良好问责环境。     

社会治理创新与开放的公共决策法律问题研究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在行政决策领域中则表现为由封闭型行政决策转变为开放型行政决策。公共决策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公共决策法律体系有助于完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结合社会治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针对公共决策法律体系的构建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坚持民主、法治、回应现实需公平公开的原则,在制度构建时要明确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的程序和途径、主体间的权责划分。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公共行政监督：基础、合力与体系

本文拟在分析行政问责的内涵、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能使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协调配合,以整合行政问责资源、构建以行政问责为基础、包含多元化责任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以期形成监督合力,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全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